通贡的俄语
[通贡]用俄语怎么说
有没有关于我国历史民族交往融合的资料?
第三章 古代至隋唐时期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
茶马互市中最基本的商品是茶叶和马匹。茶叶是游牧少数民族消食解渴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自唐代开始游牧民族对茶叶的需求量稳步上升。但是,这只能是在人们充分认识了茶叶的功能并进行人工培植茶树及采集茶叶以后,在之前茶叶是不会作为流通商品的;同时,茶叶只有被游牧民族认识其功能并作为不可或缺的生活日用品时,才会成为民族贸易中的重要商品,茶马互市便在唐宋时期的西北地区应运而生。我国采摘茶叶的历史悠久,野生茶叶被作为药用或食用,有的学者将其上溯到神农时期。[1] 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荼”通茶字。当然,《神农本草经》的这段关于茶的记载属于传说,即使如此,成书于战国至汉代的这部书中的说法,也绝非无稽之谈,它至少说明我国认识茶叶的历史相当久远。
我国地域辽阔,自古以来由于自然的、民族的和传统习惯等方面的因素,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域,不同经济区域生产的产品品种、类别、质量等有比较大的差异,互通有无不但显得必要而且也有可能。由于经济区域的不同,文化和传统方面的差异,尤其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归属不同的政权以及中原王朝对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控制能力的强弱不同,出现特殊的民族贸易合乎买卖双方的利益,这就是历史上出现的所谓的“互市”或“边境互市”、“和市”、“合市”、“通市”、“榷场”、“榷场贸易”等贸易形式。我国历史上由官方组织的民族交往的形式主要有“和亲”、“贡赐”和“互市”等3种类型,其中互市的经济色彩比较明确,而和亲与贡赐的政治色彩相对更浓厚,但是透过政治色彩,我们依然能够看出其经济方面的内涵;同时,当时的互市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外,也有鲜明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内容。
中原农耕民族用于民族互市的商品,主要是中原盛产而周边游牧民族比较匮乏的丝织品、铁器、茶叶及其精细手工业品,当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而少数民族用来交换的主要是自己盛产的马匹及其畜产品等。马匹在古代具有特殊的用途,除了是重要的交通与运输工具外,还是军队作战的必要装备,是进行战争和维护边防的必不可少的战备物资。互市,是游牧民族与内地农耕民族在官方主持下的一种特殊经济交往和沟通形式。
第一节 隋唐以前西部地区的民族贸易
互市在隋唐以前就已经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汉魏已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夷狄交易,致其物产也”。但是国家并没有设置专门的互市管理机构,所谓当时“并郡县主之,而不别置官吏”[2] 就指此。这一方面说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互市有所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互市还不太成熟。
实际上,在茶马互市出现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民族贸易就在西北地区普遍存在,并且在有的时期还表现得比较活跃,只是不同时期的互市的内容有所差异而已,但无论何时,中央政府对于西北少数民族马匹的需求是自始至终的。
最早见于记载的互市,是我国的西汉,如人人皆知的例子是西汉与南越的互市,与匈奴的和亲、通贡等,也是实际意义上的真正互市的开始。据汉代人桓宽《盐铁论·力耕篇》记载:
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騨、騱……马尽为我畜。……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
西汉时期民族贸易的基本内容是少数民族所生产的马匹等畜产品与内地所生产的纺织品等手工业品。汉武帝时期是我国主动扩大视野、发展民族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的重要时期:
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3]
在诸如汉代贡赐贸易的情况下:
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4]
这种情况在当时比较普遍,甚至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通例。东汉末年中央政府与乌桓、鲜卑等族的互市,以及与分布于今东北和内蒙一带的鲜卑与分布于今西北地区的柔然之间的民族互市等等,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割据政权的出现,正常的商业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民族间互市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正如著名史学家李剑农先生所言:
商业活动的区域,遂亦长期在割据之中,商品之交换,因之大受限制;有时或不可能;有时或迫于需要之故,容许互市,而互市之场所,亦不能不大受限制。昔日之所谓互市场,大都皆在国境之边缘;国土割裂,国境内之水、陆要冲,多化为割据势力之边境,昔日对外受限制之互市场制,亦随移入国境以内,开放禁闭,至不一定。[5]
早在曹魏明帝时,凉州刺史徐邈曾经“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也就是说是用河西地区所产的食盐来换取当地少数民族生产的粮食,互惠互利。史称徐邈 “度支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即利用官府所存货币从少数民族市场上购买朝廷需要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商品。在徐邈的苦心经营下,“西域流通,荒戎入贡”, 丝绸之路在西北地区畅通,民族贸易得到恢复并进一步趋于活跃。
在论述曹魏时期西北地区民族贸易时,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重要人物仓慈。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外籍商人及其少数民族商人前来内地从事商业活动,作为魏明帝时的敦煌太守,仓慈实行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是为其发放通行证,并且由当地吏民护送外籍商人进出。
众所周知,西汉末年以来,河西地区饱受战争创伤,严重地影响了中外正常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使当地的民族贸易受到严重影响。曹魏初尽管仍不时有西域商人前来敦煌地区从事商贸活动,但是由于20余年不曾在这里设置太守,地方政府难能有效地保护外商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当地豪右或阻挠西域商人的各种经营活动,或对西域商人进行欺诈,进行不公平的交易,使外籍和少数民族商人的利益和安全受到了威胁,尤其引起了西域商人的强烈不满,前来从事经营活动的西域商人锐减。
针对这一痼疾,仓慈立即采取措施确保西域商人的安全和利益,如“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 这就是说,如果西域等外地商人要在内地经商的话,敦煌地方政府便给他们发放通行证――过所;如果他们愿意在敦煌本地进行交易时,敦煌政府则动用郡库所藏物品,与其进行公平合理的交易。为了保证西域商人的人身安全,只要他们一进入敦煌境内,就能得到由当地政府委派吏民护送和招待的待遇。
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外籍商人不管在河西地区还是在内地的经营活动,都成为一种安全有保障且有厚利可图的生意,这对于活跃中西经济往来,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8]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时期,政权林立,经济萧条,战争频繁,但同时又是民族大融合、民族交流频繁、思想活跃的非常年代。正由于此,魏晋南北朝并非历史长河中的黑暗时期,而是呈政治多元化,民族在冲突中交往活跃,经济上在萧条中有所回升,国家在战乱中趋于统一。
如果说两汉和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高峰的话,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这两个高峰中的低谷。高峰往往令人注目,使人激赏,而低谷往往令人遗忘,被人贬抑。实际上,低谷是另一次高峰的起点,在低谷中孕育着一种向上的趋势。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积蓄、准备与上升趋势,隋唐时期盛世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地处祖国边陲的西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的300余年间,既有与全国形势发展相一致的地方,但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又有与中原及其他地区不相同的特点。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割据政权林立,民族关系复杂,战争频繁,农业和畜牧业是当地社会经济的两大支柱。西北地区的地理、生态环境、气候特点及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现实,决定了这里不适合搞单一型经济,经过各族劳动人民长期的社会实践,认识到宜农宜牧是这里经济发展的出路。西北地区宜农宜牧的经济格局,基本上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立的。这种经济格局一旦形成,对其后的历史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地区经济开发的主要内容,包括农业经济与畜牧业经济两个方面,以及由此而发展的农耕民族与畜牧业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讨论民族贸易,我们不得不对北魏尤其太武帝(424~452年)和孝文帝(471~499年)时期开发河西畜牧业和进行民族贸易给予特别的注意,因为它代表了少数民族政权的一种生产和交易的类型。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鉴于完成统一北方的需要以及对战马的需求,对历史上以畜牧业兴盛著称的河西走廊的经营十分重视。众所周知,河西地处西北边陲,古代这里水足草茂,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宜农宜牧是这里最明智的选择和出路。这里有悠久的畜牧业和民族交往史,即使今天我们还能在河西地区见到数百处岩石刻画,其内容包括马、牛、羊、象、骆驼、牦牛、野牛、大角羊等10余种动物,以及生动活泼的放牧和狩猎场面,将幅幅古代畜牧业生产的写生画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实际上早在西汉时,就有河西地区“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9] 的说法。汉代在西北地区所设置的官营牧场中,仅是官奴婢就达30,000人,由他们放牧着300,000匹马。[10] 北魏在前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这里发展畜牧业的优势。但是,北魏太武帝在制定河西发展畜牧业和开展民族贸易的决策时,却举朝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在北魏还没有统一北方时,河西地区属于北凉政权的统辖范围。具有雄才大略的北魏太武帝就已经对河西地区产生了浓厚兴趣,早在攻占统万(址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时,太武帝就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务实精神拟定好了攻凉计划,但是客观条件并不成熟,因为当时中原地区尚有北燕,北魏只好暂缓西征。即是如此,北魏太武帝对于攻占河西的准备一天也没有放松。为了做好攻打河西的充分准备,太武帝曾经派遣当朝重臣李顺“凡使凉(即甘肃河西走廊)十有二返”。[11] 北魏延和元年(432年),北魏灭北燕,这样淮河秦岭以北的广袤地区,除了河西地区的北凉外,均已划入了北魏的版图,北魏太武帝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已经接近尾声。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统一北方,太武帝决意出兵西征。这一决策,立即引起北魏最高决策层内部的争论,争论主要是围绕对河西的自然条件的认识而展开的。
弘农王奚斤等30余位贵族一致认为,河西“其地卤斥,略无水草”,向自然条件如此恶劣的河西地区出兵,必然会遇到军事给养困难的棘手问题,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无功而返。由此,他们认为与其对北凉发兵,不如对其进行消极但稳妥的“羁縻”政策。[12] 就连多次出使河西的李顺也附和说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已经恶化到了“乏水草”的地步,因此“不宜远征”。这样,不对河西地区发兵的意见在北魏上层决策者中占了绝对优势。只要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无稽之谈。朝中惟有崔浩对奚斤等人的观点进行反驳。知识渊博的崔浩首先从历史的角度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他强调:据《汉书·地理志》载,凉州地区的畜牧业是举世闻名的,如果在北魏时这里已经草稀水少,那么汉代人是如何在河西畜牧且取得辉煌成效的呢?其次,汉代有一个传统,一般不在无水草的地区建城郭、设郡县,而河西早在汉代就已设置郡县,其自然条件绝对不是很差的;再次,河西积雪丰富,春夏季节雪水消融时,可以灌溉数百万顷的农田,这怎么能说成是土地贫瘠呢?对于崔浩的有力反驳,李顺则采取不予理睬的办法,他顽固坚持己见:“耳闻不如目见,吾曹目见,何可共辩”?言下之意是举朝惟有他一人才有发言权,至于崔浩的见解,不过纸上谈兵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崔浩不得不当面揭穿李顺曾经接收北凉贿赂的事实。辩论双方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面对如此僵局,太武帝力排众议,毅然接受了崔浩的建议,并于太延五年(439年)亲自率领大军出师河西。当北魏军队到达河西时,所见到的情况是“多饶水草,如(崔)浩所言”。[13] 事实无情地戳穿了奚斤、李顺的讹言妄语。太武帝亲眼目睹了河西走廊牧草肥美,可供10万大军数年之用;姑臧城周围涌泉潺潺,自城西蜿蜒流至城北,水状如河,众多沟渠伸向沙漠。仅姑臧一城当时所收编的户口就达20万,河西走廊的繁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可见,崔浩与弘农王奚斤、李顺等人的这场争论,不仅关系到北魏是否直接出兵河西,而且也关系到对河西开发决策的制定,因而在河西乃至西北开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北魏中央政府直接派遣使臣到各地了解州县的具体情况,并以此作为决策时的重要依据,及时作出准确的反应和判断,这是决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北魏太武帝之所以力排众议毅然采纳崔浩的建议,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建议顺应了北魏完成统一广大北方地区的大趋势,二是建议符合将河西地区开辟成北魏畜牧业基地的决策。北魏用武力将北凉纳入自己的版图后,立即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开发河西,尤其是发展这里的畜牧业。这样,北魏将出兵河西前的庙堂之争,变成了开发河西畜牧业经济的决策。在将开发河西畜牧业提到议事日程后,太武帝还多次亲自到河西巡视,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14] 我们知道,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政权林立,民族矛盾尖锐复杂,各族人民频遭兵燹之祸,生产惨遭破坏。正如多次巡视后的太武帝所言,河西地区“频年屡争,运输之役,百姓勤劳,废失农业”。于是北魏政府决定对河西地区采取轻徭薄赋的优惠政策。[15] 这对于尽快恢复河西的战争创伤,发展河西地区的畜牧业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
北魏太武帝为了发挥“河西水草美”的自然优势,以及当地百姓“勤于稼穑,多畜牧”[16] 的历史传统,决定将河西地区开辟成北魏的“牧地”――畜牧业基地。为了将这一决策付诸实践,北魏还将北凉的部分战俘及畜牧民族征发为“牧户”、“牧子”等,就地安置,让他们专门从事放牧,以解决河西地区发展畜牧业人手严重短缺的棘手问题。由于采取了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再加上太武帝多次亲自视察,促进了当地民族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因而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史称北魏将河西开辟成畜牧业基地后,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出现了“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17] 的盛况。北魏时河西畜牧业基地的马匹存栏数达200余万匹、骆驼存栏数有100万峰,至于牛、羊则无法进行统计。这样的畜牧业经济效益在河西地区开发史上乃至在我国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河西地区畜牧业基地的迅猛发展,为北魏的统一战争提供了足够的战马及必要的畜产品,同时也为北方地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要素支持。随着河西畜牧业基地的发展,需要对其加强管理并要有一系列配套措施,这样北魏政府设置了专门机构――驾部,其职能是“知牛、马、驴、骡”,[18] 驾部尚书主要负责官营牧场的事务。这样,北魏政府将河西地区的畜牧业生产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筹之中。
北魏孝文帝(471~499年)拓跋宏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锐意革新,在太武帝的基础上不但大力发展河西地区的畜牧业经济,而且以河西的官营牧地为基地,逐步向并州(治所今山西省太原市)一带发展畜牧业。正如史书所记载的:
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19]
这种由河西逐渐向东南延伸畜牧业的措施,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比较科学的,一方面使徙于并州的牲畜逐渐适应当地的水草和气候等环境,另一方面也为河西地区的高度发展的官营牧场的产品拓展了出路。河西地区遂成为北方战马及皮毛、肉类、优良牲畜品种的重要生产基地,不仅仅对于北魏的军事实力、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生活的改善有着深远意义,而更重要的是对北魏以后的历史产生了直接影响。不仅如此,河西地区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还为各族进行民族贸易进一步提供了充足的商品。
在讨论魏晋南北朝民族贸易时,不得不提及对西北地区影响颇大的吐谷浑民族。《晋书·祖逖传》略云:
石勒与祖逖书,求通使交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收利十倍。[]20
民族贸易对于贸易双方均是一种互惠互利的经济行为。吐谷浑与北朝往来比较频繁,据《魏书》本纪不完全统计,仅431~520年的190年间,二者之间的往来多达64次之多,居边境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朝贡北魏次数之首。[21] 不仅如此,吐谷浑还对其它中原地方政权也常常遣使通商。史称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吐谷浑夸吕:
……又通使于齐氏,(西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板、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22]
即使在分裂割据状态下,民族互市仍保持一定可观的规模。当时吐谷浑所贡物主要有牦牛、马匹和畜牧加工品,而交换获得的主要有丝绢布帛等。《梁书》卷54《诸夷传·西北诸戎》记载,天监十五年(516年),吐谷浑遣使向梁朝进贡“赤舞龙驹及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
至于当时民间所从事的互市,其数量就更加庞大。吐谷浑“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经济相对繁荣,各民族之间的交易频繁。如西魏文帝大统十二年(546年),西域商贾就来到河西地区进行贸易。当时西凉州刺史韩褒提倡和保护与西域的民族贸易,将其作为发展当地社会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每西域货至,先尽贫民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23] 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史书记载,北周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24] 就颇能说明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贸易如此活跃,为隋唐时期这里的民族贸易乃至国际贸易奠定了基础。张掖作为隋唐时期的一个国际性的贸易都市,其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至少从北朝时就已经开其端了。[25]
注释
[1] ·商岘:《一千年的茶法与茶政》(上),载《平准学刊》第3辑下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
[2] ·《唐六典》卷22《诸互市监》注文。
[3]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4]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5] ·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第82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6] ·《三国志·魏书》卷27《徐邈传》。可参见《晋书》卷26《食货志》。
[7] ·《三国志·魏书》卷16《仓慈传》。
[8] ·《三国志·魏书》卷16《仓慈传》记载,在仓慈主政敦煌期间实行了保护外籍和少数民族商人的一系列措施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
[9]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
[10] ·《汉书》卷5《景帝本纪》注如淳引《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
[11] ·《魏书》卷36《李顺传》。
[12] ·《魏书》卷35《崔浩传》。
[13] ·《魏书》卷35《崔浩传》。
[14] ·《魏书》卷4《武帝纪》。
[15] ·《魏书》卷4《武帝纪》。
[16] ·《隋书》卷29《地理志》上。
[17] ·《魏书》卷110《食货志》。
[18] 《魏书》卷110《食货志》;《魏书》卷113《官氏志》。
[19] ·《魏书》卷110《食货志》;《南齐书》卷57《魏虏传》。
[20] ·《晋书》卷62《祖逖传》。
[21]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6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2] ·《周书》卷50《异域传下·吐谷浑》。另参阅《魏书》卷101《吐谷浑传》。
[23] 《甘肃府志》卷1《世纪上》。
[24] ·《隋书》卷24《食货志》。
[25] ·参见李清凌主编:《甘肃经济史》第102~103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许进字季升文言文阅读
1. 明史 许进传 1、翻译:小王子很久没有进贡了,派遣一千五百多人的使节团叩关请进,许进因为得到特许,灵活自主地接纳了他们
2、许进传
许进,字季升,灵宝人。成化二年进士。除御史。陈钺激变(因 *** 发生变乱)辽东,为御史强珍所劾,进亦率同官(同僚)论之。汪直怒,摘进他疏伪字(不规范的字),廷杖(杖责。明代皇帝惩处官员的一种酷刑,杖责朝臣于殿阶下)之几殆。 弘治元年巡抚(巡察安抚)大同。小王子久不通贡(进贡),遣使千五百余人款关(叩关。入关求见),进以便宜(见机行事)纳(接受,接待)之。请于朝,诏许五百人至京师。已而屡盗边(侵犯边境),,进被劾,不问(不追究)。
迁陕西按察使。阿黑麻攻陷哈密,使其将守之。尚书马文升谓复哈密非进不可,乃巡抚甘肃。大风扬沙,军士寒栗僵卧。进出帐外劳军,慷慨曰:“男儿报国,死沙场幸耳,何泣为!”将士皆感奋(感动振奋)。夜半风止,大雨雪。进曰:“潜师(秘密出兵)远袭,利在捷速,”及明,冒雪倍道(兼程)进。又六日奄(忽然)至哈密城下。官军四面并进,拔其城,。贼退保土剌。守者八百人,诸军再战不下。或欲尽歼之,进不可,遣使抚谕(安抚晓谕)即下。
十三年,火筛大举犯大同,边将屡败。敕(皇帝命令)进与太监金辅、平江伯陈锐率京军御之,无功。言官劾辅等玩寇(消极抗敌),并论进,致仕(辞官)去。
正德元年为尚书。应诏陈时政八事,极言内监役京军,守皇城内侍横索月钱诸弊,多格(搁置)不行。又以帝狎比(亲近)群小,请崇(推重)圣学,以古荒淫主为戒,不纳。中官(宦官)王岳奏官校王缙等缉事捕盗功,各进一秩。进言:“边将出万死馘( guó,在边境巡逻时偶然碰到来犯之敌,将其执杀并割其头颅)一贼,始获晋级。此辈乃冒滥(不合格而滥予任用)得之,孰不解体(人心离散)?”
进性通敏。刘瑾弄权,亦多委蛇(假意敷衍)徇(顺从)其意,而瑾终不悦。欲去进用刘宇代。焦芳以干请(请托)不得,亦因挤进。三年八月,南京刑部郎中阙(空缺),适无实授(正式授命)员外郎,进循故事(旧例)以署事(代理职事)主事二人上。瑾以为非制(不合制度),令对状(臣子向皇帝陈述事状)。未几,坐(因为)用(任用)雍泰削其籍。二子在翰林,俱输赎(缴纳赎金)调外任。瑾又摘进在大同时籍(登记)军出雇役钱,失勾校(查考校核),欲籍(没收)其家。会瑾诛得解,复官致仕。
2. 《上冢宰许公书》全文翻译 急 [1]中书舍人:明代中书舍人掌书写诰敕等事,从七品。
[2]冢宰:亦称“太宰”。《周礼》以冢宰为六官之首,总理全国政务。后人把宰相或吏部尚书也称冢宰。许进时为吏部尚书,故称冢宰。许公:许进,字季升,号东崖,灵宝(今属河南)人。成化进士。公元1506年(正德元年),累迁至兵部尚书,半年后,改任吏部尚书。为刘瑾所恶,坐事削籍。瑾诛,复官致仕,下执事:原指供差役的人员。这里谦称自己不配直接讲话,请下人转达。
[3]清议:这里指舆论。攸:所。与:赞许。
[4]景附:即“影附”。
[5]私抃(biàn):私心欢欣。抃,鼓掌。
[6]幼冲:幼小。
[7]权阉:当权的官宦。
[8]明恤:明于救弊。伏节:死节。
[9]正:通“政”。
[10]为容:指取容于人。
[11]伏谒:古代谒见尊者,伏地而通姓名。这里意谓拜见。
[12]声烈:声名功烈。
[13]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子弟子。以下对答之文见《史记·孔子世家》,但非原语。
[14]穑:收获。
[15]顺:顺应每人的要求。
[16]均:调和,调节。
[17]阍(hūn)者:守门人。
当今现在,圣上年幼弱小,太监宦官在朝中专权用事,导致朝廷纲常不正,国策错误混乱。下察人事,上观灾变,古往今来,没有比现在更厉害过分的了。但是,满朝上下,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主持正义,体恤国情,临危不惧,仗义执言。我虽然孤陋寡闻,却也能体会出阁下的忧虑。就国家而言,贤才在位,便有实力,贤才无权,就叫虚弱。以现今的局势来看,称作虚弱也是理所当然的了。所以,我认为不辜负朝廷和黎民的希望,正本清源,您是责无旁贷的。因此,大人即使想高枕无忧,恐怕也是很难如愿的。 当初,子贡曾对孔子说:“先生您的道义,过于博大,而天下无法接受,为什么不稍微降低点标准呢 ?”孔子说:“好农夫只能做到精耕细作,却无法保证五谷丰登;好工匠可以做到巧夺天工,却不能处处顺迎人意。君子则只有不断修身养道,并以此来规范行为,统摄言论,而不会降格以求。子贡啊,你不努力修养道德,却只想着取悦于当世,你的志向也太渺小了吧!”如此看来,一个未做官的读书人,尚且不可随俗,更何况身居要职,总理百官,治理天下的当权者呢?否则,又怎能成为众臣群官中的中流砥柱,天下百姓的希望所在呢?当今天下,就连匹夫、女子都知道为国事担忧。我惟一感到安慰的是,您老仍然大权在握。切望阁下深思熟虑,善自珍重。
3. 文言文翻译小王子久不通贡,遣使千五百 小王子很久没有通贡,派遣使臣一千五百人(款关)。
出自《明史》:
许进,字季升,灵宝人。成化二年进士。除御史。历按甘肃、山东,皆有声。陈钺激变辽东,为御史强珍所劾,进亦率同官论之。汪直怒,构珍下狱,摘进他疏伪字,廷杖之几殆。满三考,迁山东副使。辨疑狱,人称神明。分巡辽东,坐累,征下诏狱。孝宗嗣位,释还。
弘治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小王子久不通贡,遣使千五百余人款关,进以便宜纳之。请于朝,诏许五百人至京师。已而屡盗边,进被劾,不问。三年复窥边,进等整军待之。新宁伯谭祐以京军援,乃遁去。又乞通贡,进再为请,帝许之。当是时,大同士马盛强,边防修整。贡使每至关,率下马脱弓矢入馆,俯首听命,无敢哗者。
《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4. 夏元吉 文言文阅读原文翻译 夏原吉,字维哲,他的祖先是德兴人。
他的父亲夏时敏在湘阴做教谕官,于是在这里安家。夏原吉很早就成了孤儿,他努力学习,奉养母亲。
因州县地方官荐举进入太学,后被选入宫中书写皇帝的诏令。诸生中有的人大声说笑,夏原吉端正地坐着很严肃。
明太祖暗中观察认为他与众不同,提拔他做户部主事。明成祖即位,调任他任左侍郎。
浙西发大水,主管官员治水不见成效,永乐元年,命令夏原吉去治水。夏原吉穿着布衣徒步行走,日夜治理谋划,最热的天气不张伞盖,他说:“百姓劳苦,我怎么忍心独自舒适呢。”
治水完毕,他回到京城。永乐七年,皇帝北巡,命令夏原吉兼代理皇帝所至之地的礼部、兵部、都察院政事。
有两个禁卫军官冒领月俸,皇帝要斩他们。夏原吉说:“这个不合法律,假如他们确实是盗窃,将施加什么刑罚呢?”皇帝于是停止了斩他们的诏令。
明宣宗三年,随从皇帝北巡,皇帝拿夏原吉袋子里的干粮尝了尝,笑着说:“怎么这么难吃啊?”夏原吉回答说:“军队中还有挨饿的人呢。”皇帝命令把高官的饭食赐给他,而且犒劳了将士。
夏原吉有宏大的气量,人们不能测量它的边际。同在朝班的官员有优点,他就采纳接受;有的人有小过失,他一定为他们掩盖不张扬。
有一次一个官吏弄脏了他所穿的皇帝赐给的金织衣服,夏原吉说:“别害怕,脏污可以洗掉。”又有一次一个官吏弄脏了精微的文书,磕头请求死罪。
夏原吉不追问,自己入朝把过失归在自己身上,皇帝命令换了文书。吕震曾排挤夏原吉。
吕震为他的儿子请求官职,夏原吉认为吕震在“靖难”时守城有功,为他向朝廷请求。平江伯陈 起初也厌恶夏原吉,夏原吉反而时常称赞陈 有才能。
有的人问夏原吉:“气量可以学吗?”他说:“我年幼时,有人触犯了我,我不曾发怒。开始在脸色忍耐,中间一段时间在内心忍耐,时间长了就没有什么可忍耐的了。”
他曾经夜晚审阅记录罪犯口供的文书,拍着桌子叹息,笔要下落总是停止。妻子问他,他说:“这是年终执行死刑的奏章啊。”
有一次他与同朝班里的官员到别的地方饮酒,晚上回来时赶上下雪,经过宫门,有人想要不下马。夏原吉说:“君子不能因要昏暗中使品行堕落。”
他谨慎如此。
5. 耶律仁先传文言文阅读 耶律仁先,字纠邻,乳名查剌,孟父房之后裔。父耶律瑰引,为南府宰相,封燕王。
仁先魁梧隽秀,富于智慧和谋略。重熙三年(1034),补为护卫。兴宗皇上与他谈论政事,觉得他有才。仁先因受一世罕有之宠遇,言事无所隐讳。授为宿直将军,累迁至殿前副点sLKJ.oRg检,改任鹤剌唐古部节度使,不久征召为北面林牙。
十一年(1042),升任北院枢密副使。时逢宋朝请求增加岁币银绢以换回对十县土地的所有权,仁先与刘六符出使宋国,仍然坚持岁币文书用“贡”字。宋人拒绝。仁先说“:从前石晋王朝报本朝之恩德,割让土地进献,周人强行夺取之,谁是谁非,如何做有利,如何做有害,清清楚楚。”于是议定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仍旧称为“贡”。回国之后,任同知南京留守事。
十三年(1044),讨伐夏国,留仁先镇守边境。不久,召任契丹行宫都部署,上奏折请求免除王子班郎君及诸宫的杂役。十六年(1047),迁任北院大王,奏称如今两院户口众多且富足,请求免予由他部来帮助服役,诏令从其所请。十八年(1049),再度举兵伐夏,仁先与皇太弟重元担任前锋。萧惠在河南失利,皇上还想进兵再战,仁先全力谏阻,皇上便停止进兵。后来担任了知北院枢密使,迁东京留守。女真恃仗地势之险要,不停地侵犯掠夺,仁先请求开挖山地沟通道路以控制之,边民得以安居乐业。封为吴王。
清宁初,任南院枢密使。因耶律化哥诬陷,出贬为南京兵马副元帅,守太尉,改号隋王。六年(1060),再度担任北院大王,百姓走数百里前往欢迎,就像见到父亲和兄长一般。当时南院枢密官涅鲁古、萧胡睹等人妒忌他,请道宗皇上让仁先担任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乙辛上奏说“:仁先是旧臣,德望冠绝一时,不应外补任京外官。”又拜为南院枢密使,改为许王。
九年(1063)七月,皇上出猎于太子山,耶律良奏称重元谋反,皇上召来仁先与他谈论这件事。仁先说“:这种人凶残狠毒,我本来就怀疑他很久了。”皇上敦促仁先搜捕之。仁先出宫,又说:“陛下应当小心防范!”还未来得及披挂,重元已经前来攻打行宫了。皇上想到北、南院去,仁先说:“陛下如果撇下扈从单独出去,贼人必会紧随其后,况且南、北大王之心也不可知。”仁先之子挞不也说:“皇上自己的想法怎么能违逆呢?”仁先发怒,打了他的脑袋。皇上明白了,便将讨伐贼人之事全权交付仁先处理。于是将马车排列为营垒,拆开行马(衙前木架形路障),制作兵器,仁先率领属吏近侍三十余骑结阵于行马之外。及至交战,贼众大多投降。涅鲁古中流矢坠马,被活捉,重元带伤而退。仁先觉得五院部萧塔剌居所最近,赶紧召他来,分头派人会集诸军。黎明,重元率领奚人两千人前来攻打行宫,萧塔剌的兵马正好赶到。仁先料想敌人势必不能持久,等待他们气馁时再行攻击。于是背着营垒结阵,瞅准机会奋勇出击,贼众奔逃溃散,仁先率兵追杀二十余里,重元与数骑人马逃跑了。皇上握着仁先的手说“:这次平乱都是你的功劳啊。”加号尚父,进封为宋王,担任北院枢密使,并亲自为他制文以示褒奖,又诏令绘制《滦河战图》以表彰其功劳。
咸雍元年(1065),加于越,改封辽王,与耶律乙辛共同主持北院枢密事务。乙辛倚恃宠幸,违法行事,仁先阻止他,因此受到忌恨,出贬为南京留守,改为晋王。仁先存恤孤独,禁绝奸恶,宋人闻风震慑畏服。论及他的人认为自于越休哥之后,可令宋人畏服的,只有仁先一人。
阻卜塔里干背叛王命,仁先担任了西北路招讨使,赐给鹰纽印及尚方剑。皇上晓谕说:“你此去离朝廷太远,如果每次都奏明后再行事,恐怕会失去机会,你可以随机行事,先斩后奏。”仁先严密设置斥候(望台),扼守敌人的要塞,对于顺服的部族加以笼络安抚,各种政务都整治得有条有理。塔里干又来侵犯,仁先迎击,追杀八十余里。大军接着赶到,又击败了塔里干。别部把里斯、秃没等人前来援救塔里干,见他屡次挫败,不敢交战而投降了。北部边境便得以安宁。
八年(1072),仁先去世,年六十岁,遗命让家人薄葬。弟义先、信先,子挞不也。
6. 李恂奉公不阿文言文阅读题 李恂字叔英,安定临泾人也。
……拜兖州刺史,以清约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迁张掖太守,有威重名。
时大将军窦宪将兵屯武威,天下州郡远近莫不修礼遗,恂奉公不阿,为宪所奏免。后复征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
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 选自《后汉书》【翻译】 李恂,字叔英,后汉临泾人,在李恂任兖州刺史的时候,以清廉俭朴为下属作出了表率.,一张极普通的羊皮是席上垫的褥子,盖的是麻布被子。
后来李恂又转任张掖太守,又素有威严沉毅之名。当时,大将军窦宪的军队驻扎在武威,远近的官吏没有不敬献礼品表示敬意的,只有李恂廉洁奉公不趋炎附势,遭窦宪谗言罢了官。
后来,李恂又被征召做了皇帝的近侍,并被委以持节出使西域副校尉的重任,西域这个地方很富庶,出产很多的奇珍异宝。(李恂到达西域后)各小国的君主和官吏们按照惯例派人赠送给李恂以奴婢、大苑良马、名贵香料、金银玉器等物品,可是李恂一样也没有接受。
【字词解释】 以清约:因为(他)清廉俭约 率:表率 屯:驻扎 拜:任职 贾:赠送 遗:送礼表敬意 受:接受【启发】 做人要做忠政清廉,正直的人。
7. 王拱辰文言文阅读答案 译文供参考:王拱辰,字君贶,开封咸平人。
原名拱寿,十九岁时考取进士第一名,仁宗赐名“拱辰”。任怀州通判,直集贤院,历任盐铁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诰。
庆历元年(1041)为翰林学士。 契丹使者刘六符曾对贾昌朝说“:一条界河有什么险要可言?乘一叶小舟就可以渡过来,将士们投下马鞭就可以填平。
或者,挖掉河堤,做十万个装满沙土的袋子放在上游,随时都可以打通道路。”仁宗将这一问题同拱辰讨论,拱辰说“:打仗总是要搞阴谋的。
对方果然能这么办,不应该告诉我们,这必然是在说大话。设置险阻保卫国家,先王就是这样干的,祖宗也是利用险要地形抵御敌人的。”
不久,契丹又派刘六符来,要求宋割让关南十县,并指责当年太宗伐燕是无理取闹,师出无名。全朝廷上下都不知该怎样对答才好。
拱辰说“:当年王师征河东,契丹既已同我们互通往来,却又袭击石岭关以支援河东反贼。太宗生气,于是回师伐契丹,怎能说没有道理?”于是写回书说:“先有石岭关的交锋,后来才有蓟门之役。”
契丹得到答复后,恢复了和好。仁宗高兴地对大臣们说“:若不是拱辰熟悉历史,还真难答复啊。”
拱辰又代理开封知府,任御史中丞。夏竦当上了枢密使,拱辰说:“夏竦主持西部边务时,没有什么建树,无功而还。
现在让他主持国家的两大最高军、政机构之一,怎样表率天下?”因而同皇帝当面争执,言辞激烈。皇帝没有想通,陡然起身,拱辰上前牵住他的衣角。
皇上最后听了他的话,夏竦离职。又说:“滕宗谅在庆州所作所为违背了法度,而仅仅降级调任虢守,恐怕以后边臣都会像他一样了。
应该施以重罚。”皇上没有听从,他就请假回家,请求降职降级。
于是皇上将滕宗谅调到岳州,命令拱辰继续负责原先的工作。拱辰拜见皇帝时,皇帝说“:你们这些参谋官,各陈己见就可以了,不要以为朝廷没有采纳你们的某一建议就是压制你们,而轻易地离职,沽名钓誉。
从今以后你们觉得应该说的,就尽量说出来,不要有所回避。” 僧绍宗以铸佛像为名欺骗老百姓,京城居民争相将金子投入炼炉中,后宫也出钱帮助他。
拱辰说“:西部连年派兵驻守,我们却将财费用于不该用的地方,这会导致军心动摇,引起民怨。”皇上就下令禁止了僧绍宗的这一活动。
苏舜钦在进奏院时宴请宾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劝苏的下属鱼周询、刘元瑜举报这件事。结果苏、王被贬谪到远方,一起宴会的人都被驱逐到地方上去了。
当时执政大臣是杜衍、范仲淹,他们对传统规章制度多有改革,拱辰的朋友感到不安。舜钦、益柔都是范仲淹推荐提拔上来的,舜钦又是杜衍的女婿,因此,拱辰借这个机会搞翻了这批人,当时舆论很是瞧不起拱辰的为人。
后又以翰林学士身份代理三司使。因为推举富民郑旭不当,出任郑州知州,又先后迁任澶、瀛、并三州。
几年后归来,任学士承旨兼侍读。皇上在迩英阁存放《太玄经》和占卦用的蓍草,对拱辰说“:我常研读这些。
你也了解这些吗?”拱辰作了回答,并说:“希望陛下注意儒家的经典《六经》,再以记录历代兴衰盛亡的史书为辅助就够了,这些杂书不足以为学。” 至和三年(1056),重新任三司使。
出使契丹,与契丹主在混同江会面,一块儿饮宴钓鱼。契丹主每次钓到鱼,必定替拱辰斟酒,亲自弹奏琵琶助酒兴。
又对其丞相说:“这位是南朝的少年状元,考取翰林十五年了,因此我要特别厚待他。”回来后,御史赵扌卞认为他的行为不合礼制“:他日契丹使者如果以此为例来要求我们,我们又怎样拒绝呢?”湖南转运判官李章、潭州知州任颛贱价强买死商人的珠宝,罪行败露后被抓,拱辰将全部珠宝都贿赂给了后宫,赵扌卞也一并弹劾这件事。
改任宣徽北院使,赵扌卞说:“宣徽之职位,本来是给有功勋的人的,只有前任执政大臣和节度使才能获得此职位,拱辰怎么能污辱这一职务呢?”于是让他以端明殿学士身份知永兴军,先后主管泰、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累官至吏部尚书。 神宗即位后,照资格拱辰应转任仆射,欧阳修以为仆射是宰相级别,不应按资排辈,只任命他为太子少保。
熙宁元年(1068),又召他回来任北院使。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讨厌他老同自己作对,趁两位宰相有事之机,赶他去管应天府。
八年(1075),入朝见皇帝,任中太一宫使。 元丰初年(1078),转任南院使,赐给他金方团带。
再次判大名,改任武安军节度使。三路长官编制老百姓的户籍建立保甲制度,天天招集百姓训导,禁令苛刻急躁,老百姓往往被逼去做盗匪。
郡县官隐瞒这些情况,不敢上报。拱辰毅然上书指责其弊端“:不仅仅老百姓的物质利益大受损害,而且耽误他们的务农时间,这是在用法律来迫使他们犯罪。
他们逐渐演化为大盗的征兆已经可以看出来了。纵然不能全部废除这些办法,也应该让那些最穷苦、承受能力最差的百姓免于受害,缓和一下形势。”
当权者指责拱辰抗拒新法,拱辰回答说:“这是老臣在尽忠报国啊。”接连上奏不停。
皇帝醒悟了,于是第五等户得以免受其害。 哲宗即位,迁任彰德节度,加封检校太师。
这年死去,终年七十四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懿恪”。
8. 杨奂字文言文阅读答案 元史 杨奂传 杨奂,字焕然,乾州奉天人,十一岁时母亲就去世了。
金代末年考进士未中,愤然做书万言。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守御汴京的元帅崔立投降蒙古军,奂改装平民北渡黄河避难冠氏家中,冠氏待如师友。
东平人严实闻奂之名,多次打听他的行踪,但奂始终不去严家。 蒙古太宗十年(1238),诏令税课使刘用之招考各道进士,杨奂在东平两次因文章优秀而名列第一,于是随考官至燕京拜见耶律楚材。
楚材奏请授奂为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奂临行时对楚材说:“在下不才,错蒙重用。
书生理财本非所长,况河南兵荒马乱之后,遗民不多,今日宜休养生息,否则会引起民怨。希望给我抚恤百姓的时间,得以稳定民心。”
楚材以为此言极是,表示同意。到任后,杨奂召集当地名士讨论如何简政裕民。
他自己巡视境内各地,调查盐课实行情况。有报告说盐课增加,奂责令地方当局减四分之一。
不到一月,政治清明,舆论称赞。奂居官十年后请求告老至燕之行台安度晚年。
宪宗二年(1253),太子忽必烈曾屡召奂出任参议京兆宣抚司事,奂多次谢绝,宪宗五年寿终,享年七十岁,赐谥文宪。 奂天资聪明,记忆力强,文章简练,朝廷老臣也愿与他交往。
关中虽多名士,但名声均不如奂。奂不好财,家虽不富却竭力资助别人,看到别人有长处则大加宣传,若有小过则极力劝改。
所著《还山集》六十卷、《天兴近鉴》三卷、《正统书》六十卷,均流传于世。
韩国历史和中国清朝年间的事情?
http://baike.baidu.com/view/5405.htm
印贡怎么挑选
1、香味,巴贡开始是酱香味,后期逐渐变为花香味,印贡则一直是花果香,香味不会变化。所以根据香味分辨很容易。2、表面光滑度。印贡相对巴贡,料子细腻,表面无明显毛孔。当然,这条是通常来说,巴贡上品料玉化高的,毛孔也会很小很少。3、颜色。巴贡通常色泽比较一致,而且偏深色,大多是咖啡色至黑色,印贡则颜色多变而且偏黄红色,纹理多变也是印贡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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