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的德语

手冢……还有他自己……当然小国是第一位的……

张海迪，1955年秋天在济南出生。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15岁时，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3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在《生命的追问》之前，这个奖项还从没颁发给散文作品。最近，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即将问世。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

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万多人次。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中华，获得两个美誉，一个是“八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当代保尔”。

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她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邓小平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随后，使张海迪成为道德力量。

张海迪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供职在山东作家协会，从事创作和翻译。

（二）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张海迪说：“我像颗流星，要把光留给人间。”她怀着这样的理想，以非凡的毅力学习和工作，唱出了一首生命的赞歌。

“活着，就要为人民做事。”张海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70年，她15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到农村生活。在农村，她处处为别人着想，为人民做事。她发现小学校没有音乐教师，就主动到学校教唱歌。课余还帮助学生组织自学小组，给学生理发、钉扣子、补衣服。她发现村里缺医少药，就决心学习医疗常识和技术，用零花钱买医学书、体温表、听诊器和常用药物。她先后读完了《针灸学》、《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医学书籍。学针灸时，为了体验针感，她在自己身上反复练习扎针。短短的几年，她居然成了当地的一个年轻的“名医”。只要有人求医，她就热情接待。重病号不能行动，她就坐着轮椅，登门给病人扎针、送药。有一位姓耿的老大爷，因患脑血栓后遗症，6年不能说话，并瘫痪了3年，一直没治好。张海迪一面在精神上鼓励耿大爷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一面翻阅大量书籍，精心为耿大爷治疗。后来，耿大爷终于能说话了，也能走路了。这时张海迪深深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幸福。

张海迪同志把为社会、为人民做事，当成最大的幸福。她的崇高精神，闪烁着共产主义的光芒。

有人说，人生在世，吃好，穿好，玩好是最幸福的。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愤图强，用自己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本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生于巴黎一个公证人家庭。在耶稣会学校受中学教育。毕业后与贵族子弟交游。由于写诗讽刺权贵，曾两次入狱。1726至1729年避居英国，潜心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哲学和文艺，回国后发表《哲学书简》（又名《英国书简》，1734），宣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成就，抨击法国的专制政体。书简出版后即被查禁，巴黎法院下令逮捕作者。他逃至女友爱特莱夫人在西雷村的庄园，隐居15年。这期间他一度被宫廷任命为史官，1746年并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伏尔泰抱着对开明君主的幻想，应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邀请，于 1750年来到柏林。他本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弗里德里希二世却把他当文学侍从看待。这一时期他接近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为《百科全书》撰稿，文稿后来收入他的《哲学词典》（1764）一书。1753年离开柏林，寄居瑞士，1760年起定居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奈庄园，与欧洲各国人士保持频繁的通信联系，并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撰写大量小册子，揭露宗教迫害和专制政体下司法部门的黑暗。 1778年为出席他的悲剧《伊雷娜》的首次公演返回到巴黎，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

伏尔泰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中，反映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开明君主制。他在哲学上信奉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的经验论。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提倡对不同的宗教信仰采取宽容的态度，终生与宗教偏见作斗争，但又认为宗教作为抑制人类情欲和恶习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他的主要历史著作有《查理十二史》（1731）、《路易十四时代》（1751）和《风俗论》（1756）。他的历史观点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把历史发展看做理性对谬误、特别是对宗教狂热的斗争，并且过分夸大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