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川阁的法语

辜鸿铭是个奇才，是个怪杰。

他是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赞成男人纳妾、女子缠足，连脑后的辫子也始终不肯剪去。

因此，他成了“顽固派”最生动的代名词，而淹没了他作为“文化输出”第一人，为传播中国文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他是不折不扣的保皇党，骂维新变法，骂辛亥革命，骂新文化运动。

因此，他被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拍死在沙滩上，而淹没了他“控诉西方列强，为中国求正义”的火热爱国情怀。

在国内，他备受冷眼，被视为“怪物”；在国外，他却颇享盛名，被尊为大师。

1913年，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不说泰戈尔、毛姆等文豪，连芥川龙之介都听说 “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

他自称“东西南北人”，因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总之，满腔热血，一张利嘴；眼界开阔，思想守旧；处处反潮流，与社会对着干。一代文化怪杰辜鸿铭，实在是很有意思。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之家。

当时的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华侨在这里地位很低，是 “二等公民” 。但是，辜鸿铭的曾祖父辜礼欢，在1786年英国人占领槟榔屿时，就被委任为当地的华人“甲必丹”（一种民族的首领和头目，协助英殖民政府处理当地华人事宜），算是跻身当地的上流社会。

到辜鸿铭时，已是这个“贵族”之家的第四代，他的生活条件自然是优裕的。

那时候东南亚的华侨，不管是农民还是商人，都有着浓浓的家国情怀。他们在南洋大多没有落地生根的打算，与内地常保持密切的联系，籍贯也往往写的是大陆祖籍。

像辜鸿铭的一个伯祖父辜安平，从小就被辜礼欢送回国内求学，后来还进士及第，曾为林则徐的部属。

辜鸿铭幼时，从他父祖辈口中听到过一些，有关中国人到马来西亚的古老而神奇的传说，也常常随父亲辜紫云往返于中国与南洋之间，在大陆和台湾不少地方小住过。

可以说，辜鸿铭从小，内心就被潜移默化地种下了祖国情结。

辜鸿铭的母亲是西洋人，因此他也遗传了西洋人的某些特征，大眼睛、高鼻子、深眼窝，个头虽不高，但聪明伶俐，他父亲的上司加朋友布朗夫妇，很是喜爱这个小孩，把他收为养子。

1867年，布朗夫妇离开马来西亚，把年仅十岁的辜鸿铭也一起带到了苏格兰，从此他开始了在欧洲十一年的游学生涯。

布朗是一位很有教养的牧师，也是一位大富翁。作为其养子，辜鸿铭的生活条件，以及受到的教育都很优越，与当时的英国贵族一模一样，他以此自称“假洋人”。

但这些优越的地方，并不能改变他作为黄种人，而被一些欧洲人瞧不起的事实。

刚到英国时，他遵照父亲的嘱咐穿长衫，留辫子，颇以作为中国人而自豪。但是很多洋人看到他的打扮，都掩饰不住惊讶和嘲笑。

有一次在饭店，他想进男厕所，却被服务员当成小姑娘，抓进女厕所方便。后来，辜鸿铭在这个女服务员的劝说下，才把辫子剪下送给了她。

生活优越又备受歧视，养成了辜鸿铭孤傲的性格，他也因而常常思念故国。

据说他在英国时，每届阴历冬至，必在房内备下酒馔，遥祭祖先。房东太太问他：“你的祖先什么时候来吃这些酒与菜？”他一本正经地回答：“就在你们的祖先嗅到你们所献鲜花花香味的时候。”

在欧洲十一年间，辜鸿铭接受的是一套正统、全面的欧洲式教育。

小时候在苏格兰公学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爱丁堡文法学校，学习初等课程。这个学校对于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的教授，都十分认真而彻底，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这也为辜鸿铭以后精通多种西方语言打下了基础。

后来，辜鸿铭又先后进入德国的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学习，拿下了十三个学位，涉及文、理、工、哲等各个学科。

不过，也有人提出质疑，说他的十三个学位存在夸张之嫌，但这些，咱们也无从考证。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位学霸中的学霸。

据说在爱丁堡时，每个星期日，辜鸿铭都到藏书楼读书，凡遇到外间看不到的孤本秘笈，便用铅笔抄录，数年之间，竟抄书数十种。因此有时候，身边人都害怕跟他谈话，因为他说的很多书，别人听都没听过。

而且，辜鸿铭还是个语言天才，竟然学会了九种语言，其中还不包括中文、马来语及闽南话。他可以用德文背下来大部头《浮士德》，英文更是说得跟母语似的。

辜鸿铭曾说：

1878年前后，21岁的辜鸿铭返回马来西亚，在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任职。也是机缘巧合，他遇到正途经新加坡回国的 马建忠 。

马建忠生于江南文风兴盛之地，饱受传统文化浸润熏陶，后来抛弃科举之路，专门研究西学，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辜鸿铭与马建忠一见如故，长谈三日。

辜对西洋文学旁征博引，但中国文学的知识几近于零，真正读过的，只有翟理斯博士翻译的《聊斋志异》。

马建忠告诉他，《聊斋》只是纯粹的文学故事，并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建议他读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并特别推荐唐代陆贽的文集给他读。

马氏的介绍，激发了辜鸿铭了解中国文化的强大兴趣，两人会晤后的第三日，他向新加坡辅政司提出辞职，然后不等答复，就乘轮船返回槟榔屿，弃西装革履，开始留发结辫，并闭门攻读中国书籍。

辜鸿铭说：

之后，辜鸿铭回到国内，并于1884年被招揽进张之洞的幕府，从此宾主际遇，开始他长达20余年的 文襄幕府生涯 。

张之洞，慈禧太后钦点的探花，是清末洋务大臣里比较有学问的，而且为官也比较清廉，人称“香帅”，死后谥号文襄。

当时，张之洞已是名满天下的封疆大吏，但辜鸿铭在他面前极其自然潇洒，不卑不亢，对张激昂慷慨地高谈阔论，显示出才子名士的风度。

张之洞也比较有雅量，对他孤傲狷介的性格很宽容。两个人在二十余年的合作中，观点上既各有己见，又互相影响，整体上是比较融洽的。

在张之洞的幕府，辜鸿铭被委以洋文案及礼宾诸务，职责主要是张之洞的外事顾问秘书、翻译以及对外交涉等事务。

辜鸿铭外语好，学问大，见识广，而且 极擅雄辩 ，也为张之洞解决了不少棘手的涉外事务。

张之洞在两广操练新军时，用的是德军操练法，聘请了不少德国教官。张按照中外官衔，赐四、五、六品武官衔，并让他们用中国顶戴、军服，行跪拜、半跪拜等中国礼仪。

德国教官本来觉得有失体面和身份，不大愿意。结果辜鸿铭就用德文旁征博引一番，歪理正说，把几个德国人给说得服服帖帖。

以至于后来清朝遗老们撰“国史”时，欣然赞曰： 客卿改章服礼节，此为创见。

1891年，沙俄的皇储到中国游历，同行的还有其内戚希腊世子等十余人，泊船汉口，张之洞以地主之礼接待。

晴川阁宴会上，辜鸿铭以法语通译。

席间，沙俄皇储和希腊世子用俄语小声谈话说：今晚另有他约，宜节食。没想到，辜鸿铭马上用俄语说：此餐颇合健康标准。客人大惊！

后来，张之洞烟瘾上来吸鼻烟，希腊世子没见过，很惊奇，用希腊语问皇储：主人鼻吸何物？辜鸿铭听到后就跟张之洞耳语，张立即把鼻烟递给希腊世子观摩，两位客人更是惊骇。

由于辜鸿铭的翻译，宴会大为生色。临别前，沙俄皇储郑重地与辜鸿铭握手，约如至俄国，定当敬待，赠给辜一块镂刻皇冠的金表。并对张之洞称赞说：“ 各国皆无此异才。 ”

而就在与沙俄皇储谈笑风生的同一年，辜鸿铭还做了一件大事。这要从19世纪下半叶的 “反洋教斗争” 说起。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他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以传教为名，实行间接地掠夺与统治。

这些传教士目无中国法纪，胡作非为，强占民房、霸占土地，侮辱中国官员，毁坏中国庙宇，甚至有的借办育婴堂、孤儿院拐卖儿童……种种行为，终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起而自卫，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特有的“教案”。

1891年，长江流域发生了此起彼伏的反洋教斗争。

4月，扬州人民包围教堂；5月，芜湖人民焚毁教堂，包围英国领事馆；6月，武穴教案；9月，宜昌教案……迫于列强的压力，清政府派兵镇压，并最终以赔款了结。

这让辜鸿铭义愤填膺。他用英文撰写专论，分析传教士在中国各地种种为所欲为的行动，逐项加以指责，立论公允，事实确凿，义正辞严。

要知道当时，国际舆论控制在西方列强手中，他们以强盗逻辑，歪曲教案事实，鼓动西方人民仇华情绪。

这时，一位中国人敢于站出来仗义执言，向世界揭示真相，呼吁公平和正义，这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反响。许多西方人士直接投书，公开表示同情中国人民，辜鸿铭的名字也在西方引起关注。

后来1900年前后的义和团运动，更是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的高潮。

清政府方面，先是利用义和团义民的爱国热情，向洋人开战，之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他们又勾结帝国主义痛剿义民，并将广大义民诬蔑为“拳匪”、“乱民”。

辜鸿铭在这期间用英语写了大量的政论时评，送刊横滨《日本邮报》和西文报刊上。

这些文章中，他全面分析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向世界舆论说明真相，并强烈谴责列强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和出兵入侵中国的暴行，呼吁和平解决事端。

虽然他部分观点也有失公允，比方说他的《尊王篇》里面，为慈禧太后辩护，把责任推到康有为身上。

但是，在当时的学者中，可以说只有辜鸿铭，专力用英文向世界舆论寻求正义，他火热的爱国热情是不可否认的。

1909年，张之洞因病去世。

这对辜鸿铭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毕竟，像他这样一个孤傲狷介，随便臧否人物的狂生，也就文襄大度能容，处处爱护，还褒扬有加。

之后，他辞去外务部职，任职于南洋公学。而这几年间，中国的形势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各地纷纷响应，革命浪潮席卷全国。辜鸿铭却公然跳出来大骂革命党，并写信给上海《字林西报》，告诫西方报纸不要登排满文章，鼓动革命。

几年后，他任北京大学教授，又因反对学生运动而引起学生的不满，又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教职。

总之，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不管世界怎样变化，辜鸿铭始终坚定不移地“保皇”和“守旧”，一路与时代相对抗。

但他又与一般的“腐儒”、“老顽固”们不一样。辜鸿铭反对西学、新政，是建立在他对西方国家和中国文化都透彻了解的基础之上。

辜鸿铭进张之洞幕府之初，汉文水平还很低，张之洞有空便亲自指导他。他也凭着对语言文字的特别禀赋，努力自修，学问大进。

据辜氏自述，有一件事，对他有很大刺激，促使他发愤读中国典籍二十年。

他入文襄幕府之初，恰逢张之洞寿辰，许多名流前来祝寿，大儒沈曾植也来了。张之洞介绍辜鸿铭与沈曾植见面，要辜鸿铭多向沈学习。

起初，辜鸿铭向沈曾植高谈阔论西学西法，但很久沈却一言不发。辜问沈为何不说话，沈曾植十分严肃地说：“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

辜鸿铭大受刺激，自此，他“穷四书、五经之奥，兼涉群籍”。经过二十年刻苦学习，对中国文化终于融会贯通了。

而且，系统学习中国传统的经籍后，他从儒家的学说中，找到了足以弥补现代欧洲文明不足的东西，那就是传统的伦理道德力量。

在认定了中国文化及其价值之后，辜鸿铭便矢志不移地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并向世界推销之。

在辜鸿铭以前，把《四书》等经籍翻译成外文，介绍到西方的，基本都是传教士。他们虽然西文好，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深入，无法翻译出精髓。

中国人中懂得西文的，常常热心西化，对这种“不识时务”的工作不甚关心。

只有辜鸿铭，具备了两方面的条件，而且担当起了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重任。

1898年，就在康有为、梁启超红红火火搞“维新变法”的时候，辜鸿铭英译的《论语》正式刊行，之后几年，他又陆续译了《中庸》、《大学》等儒家典籍。

为了使西方人易于理解，他创造性地加以述译。因此他的译本，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在国内学界及国外汉学界也享有较高的声誉。

日本学人清水安三就认为：读辜氏译本，比读以汉语写成的原著，更易于理解和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

而且，辜氏以其对西方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多年积学，在《清流传》、《春秋大义》等著作中，对中西文化展开全面的比较研究，这在当时以传统的方法研究国学的学术氛围中，无疑是开拓了新的境界。

可以说，辜鸿铭作为国学家的贡献，远较他作为政治活动家大。

在把儒家重要经典翻译到西方、向西方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对西方中国学的批评这三方面所作的贡献，近代没有一个人能同辜氏比肩。

1924年，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盛情邀请辜鸿铭赴日本讲学，辜鸿铭欣然应允。

此事在国内引起喧哗，天津《益世报》署名镇汉的文章，把辜鸿铭比作“第二张勋”，说他“大捧日本人的臭脚”。

当然，以辜鸿铭的性格，自是不会理会别人怎样说的。事实上，他倒也不是刻意讨好日本人，而是他对日本的态度，一向比较“亲近”。

原因当然不是因为他娶了一个美丽贤惠的日本小妾，而是因为，他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根同源。

1904年，日本和俄国两个强盗，为抢夺我东三省的利益，展开日俄战争。辜鸿铭写了一系列文章，把俄国骂得一塌糊涂，对日本却出奇地宽容。

他不但不谈日本对中国国土的践踏和瓜分，甚至还从维护东方文化的角度，肯定日本的胜利是东方文化的“胜利”，是赢得西方对东方文化尊重的“圣战”。

辜鸿铭的名字在日本广为流传，很多人把他引为知己，认为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也是东方文化的代言人，是使东方文化走向西方世界的哲人。

即使在“五四”前后，排日情绪在中国高涨时，他也固执迂腐地反对学生的排日举动。

随着中国社会新思潮的风起云涌，传统文化的逐渐没落，他更是觉得，东方文化还有一丝恢复的希望，那么这个希望不在中国，而在日本。

1924年10月，辜鸿铭正式到达日本，开始在东京、大阪、神户等地，接连不断地巡回演讲，围绕的基本都是“弘扬东方文化”，“对西化的批判”，“对日本振兴东方文化寄予厚望”等，在日本掀起不大不小的“辜鸿铭热”。

在日本讲学三年，辜鸿铭大力向日本人鼓吹东方文化，并对日本越来越明显的全盘西化，日本政府越来越严重的军国主义给予批判。

1927年，随着中日关系的逐渐恶化，辜鸿铭的听众越来越少，逐渐遭到白眼和冷落，他复兴东方文化的最后希望也落了空，终于孤零零地踏上归船，回到故土。

十三年后的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又把辜鸿铭捧了出来，他的言论被编成《辜鸿铭论集》四处流布，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以所谓的“大东亚文化建设”为幌子，而进行侵略战争的“有力根据”之一。

这恐怕是当初的辜鸿铭始料未及的。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的生命终于要走到尽头，他犹据病榻讲儒学，数小时后，带着未讲完的内容离开了人世。

回顾他这一生，有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的气度，又脱不掉文人的幼稚；虽不合时宜的“保皇”、“守旧”，但不改其“爱国情怀”，特别是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可称之为 “文化输出”第一人 。

今天，我们穿越历史的风雨起伏，抛开功过是非，来评价辜鸿铭，或许可借用李大钊那句：“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中，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明代万历年间，有个湖广巡抚叫邵陛，对晴川阁情有独钟。

邵陛字世忠，号梅墩，浙江余姚人，曾任江南、江北、江西巡按御史，升任湖广巡抚，体察民情，了解各地实况，对皇上直言敢谏，撰有《两台奏议》10卷，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多方面，颇具实绩，被尊称为“大中丞”。

邵陛多次登晴川阁，他许多奏议的构思，都是在晴川阁上形成，大凡接待贵客，必到晴川阁一叙。

湖北仙桃人陈文烛为官在外，诗文名气较大，与邵陛早有交谊。因奔丧归故里，万历十一年二月守孝期满，起任四川左参政，途经武昌拜访邵陛。邵陛在晴川阁与陈文烛交谈，传授为官之道，称他才高志远，定会大展宏图。

果然，陈文烛当年十二月晋升为福建按察使，途经江城武汉，邵陛邀请陈文烛相聚，在晴川阁设宴叙谈。

“飞阁岧峣倚碧空，一尊重与故人同。鹤楼芳树长江外，雁塔洪山夕照中。羁客当歌惭郢雪，元戎舒啸起雄风。古来万态消沉尽，独有甘棠思不穷。”陈文烛即席赋诗《邵大中丞招饮晴川阁》，表达他对邵陛感激不尽的知遇之恩，充满深情厚谊。

万历十七年秋，甘士价由山东道御史擢升湖北按察使。甘士价任御史期间，整顿财政，储粮备边，政绩卓著。目睹朝廷有些官员不以国计民生为务，一天到晚纠结于官场争讦，钩心斗角，甘士价向皇帝上疏《和表》，强调团结，大得朝野称许。

这样一位不畏权贵、敢于直谏的地方官到任湖北，深得邵陛赏识，邵陛在晴川阁上为他接风洗尘。觥筹交错之间，邵陛赋诗《秋日同甘紫亭登晴川阁》以资勉励：“秋日登高倍感予，汤汤江汉匪安舒。绣衣镂斧承新命，玉节雕戈避后车。报国心丹方欲折，忧时发白不胜梳。栖苴满目民多病，愿向彤庭数上书。”

甘士价后来升至大理寺左少卿、两浙巡抚，但对晴川阁念念不忘。

万历十五年任湖广布政使的王泮，为浙江绍兴人，与邵陛既是浙江同乡，又在湖广为官共处，王泮对邵陛恭敬有加，亦常陪同邵陛登晴川阁。

上次为甘士价接风时，王泮作陪，对大中丞的诗大加赞赏，烂熟于心。有幸再陪大中丞登 晴川阁商讨政务，王泮吟诗也用其韵，作《饮晴川阁，眺一览亭，次大中丞邵梅墩韵》：“蓬底终朝学宰予，登临初把倦怀舒。不因选胜频移席，总为观风一驻车。歧路只今空潦倒，疮痍无计与爬梳。何时共作丰年庆，特笔仍将大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