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祇粟的法语

北魏僧。籍贯、生卒年均不详。年少出家，原在凉州修习禅业，为太子拓跋晃所礼重。北魏太武帝废佛教，北地经像零落，佛事断歇，沙门多还俗，师独坚固道心，俨然持守其身。太子再三亲加劝喻，仍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文成帝即位后，再兴佛教，特任师为昭玄都统，管理僧众。师于受命之后，绥辑僧众，整修寺宇，道誉日高，帝事之以师礼，遂应帝之请，于武周山山谷北面石壁开凿窟龛五所，每窟镌造佛像一尊，皆高六、七十尺，窟高二十余丈，可容三千人，雕饰奇秀，又建立佛寺，称为灵岩寺。此为大同云冈石窟之开端。师又奏帝于州镇设僧祇户、僧祇粟及佛图户之制，以为兴隆佛法之资。后住于大同石窟通乐寺，和平三年（462）召集诸德，译出大吉义神咒经二卷、净度三昧经一卷、付法藏因缘传四卷。盖魏地大法得以再振，毁坏之塔寺仍还修复，佛像经论又得再显，师之功至钜。[续高僧传卷一、历代三宝纪卷九、广弘明集卷二、开元释教录卷六、魏书释老志第二十]

昙曜的姓氏、家世、生卒年月，早在唐初已经不详。只知他自小出家习禅，品格坚贞，志气高远，风度闲雅。他可能是凉州(约当今甘肃中部、宁夏西北一角及青海西部一角，治今甘肃武威市)，或者早期活动于凉州，后来移居中山(今河北定县)。文成帝即位的第二年，即北魏兴安二年(453年)，被朝廷徵至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文成帝把他礼为帝师。和平初年(460年)，道人统罽宾沙门师贤去世后，昙曜继任，改名为沙门统。就在沙门统任上，他征得文成帝的同意和支持，在武州塞凿山石壁，开始了云冈石窟伟大工程的兴建工作。关于他兴建此项大工程的动机和目的，还得从北魏太武帝灭佛谈起。太武帝拓跋焘是文成帝拓跋濬的祖父。他即位时富于春秋，心雄志壮，东征西讨，锐意开疆拓土，创建一个空前强盛的大帝国。他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立国于河西的沮渠氏北凉国就是被他吞灭而并入北魏版图的。但军事扩张的成功，同时也加剧了北魏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尤以佛、道两教的矛盾最为尖锐，势同水火，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反抗斗争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卢水胡人盖吴起义于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众至十余万，太武帝率师西征，抵达长安，在长安寺中发现藏有大量兵器，以及酿酒器具、州郡牧守富人寄存的财物，还有隐蔽用作与贵宝女淫乱的屈室，不禁勃然大怒。随行的大臣崔浩是道教信徒，一向主张崇道抑佛，此时趁机进言，要求废除佛教，以防后患。刚愎粗悍的太武帝便轻率地作出了灭佛的决定，命令把寺庙尽行拆毁，佛像、经典一概焚烧，僧尼全部坑杀，造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空前的劫难。由于同情佛教的太子晃缓宣废佛诏书，一部分僧人得以逃匿避难。昙曜就是因此而死里逃生的。他是一个信仰坚定、很有操守的僧人，在对僧徒迫害最厉害的日子里，尚贴身穿着法服，没有片刻离身。复佛之后，他痛定思痛，总是考虑想一个万全之策，使佛教能够永远流传，不致因一时的政治权力的迫害而经像法物荡然无存。他任沙门统之后提出的凿窟雕佛建议，便是他的总体计划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从皇室方面来说，太武帝生前对废佛之举已有悔意，只是既已雷厉风行的废佛，难于骤然改变政策。文成帝即位后(他的父亲拓跋晃先于太武帝死去)，矫正废佛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迅速地推行了复佛措施。昙曜提出凿窟雕佛的建议，文成帝认为正可借此忏悔祖父废佛之过，同时为祖先追福，便很爽快地批准了昙曜的建议，还从人力物力上给予积极的支持。昙曜选择武州塞的断崖作为开窟之所，是因为这段断崖的水平层为砂岩石结构，最适合雕刻。担任雕凿的石工，多是太武帝平北凉后由凉州迁来的，有着娴熟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总体构想和设计方案则出自昙曜本人。他来自凉州，熟悉西域佛影窟的体制，还见过敦煌鸣沙山石窟的实物，构思起来有例可循，但他只把旧例作为借鉴，更多的是融进自己丰富的想象，进行了卓杰的创造。他所开创的石窟共有5座，含有为北魏太祖以下五帝祈福的意义。每座规模都很宏大，窟内各雕一尊石像，高达40尺至45尺，第5座的石像最大，高约50尺，总名为灵岩寺。其中最大的石窟可容3000多人，东头佛窟所常供养1000僧。各窟雕饰之奇伟，艺术形象之丰富精美，可说是旷古所无，令人叹为观止。在昙曜之后，石窟的开凿没有停止。文成帝之下的历代帝王，倾全国的赀赋收入，旷日持久地继续浩大的凿窟雕像工程，遂成今天所见连绵30里，栉比相连、数量众多的云冈石窟群。昙曜弘扬佛教，使之永远流传的事业，除了开凿佛窟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内容，最重要者则为译经和设置僧祇户、佛图户两事。他的译经工作始于和平三年(462年)，在刚刚修成的武周山石窟寺约集一批学问僧，配合印度僧人译出《称扬诸佛功德经》3卷，《方便心论》1卷，《付法藏因缘传》6卷，《杂宝藏经》8卷。其中《付法藏因缘》传的翻译最能体现昙曜的深意。此传记述了释迦佛之后24代佛祖绵延不断传续佛法的情形，昙曜抓紧将它译出，寄托着自己和后人继续使佛法永传不绝的祈愿。昙曜又奏请将打下青州时俘虏的百姓，及一般百姓中能每年上交60斛谷物给僧曹者，作为“僧祇户”，上交的谷物称为“僧祇粟”，拨归给佛教教团管理使用；又请将犯重罪的囚犯和官奴婢作为“佛图户”，供各寺院扫洒之役，兼为寺院种田交粟。这些奏请都获得文成帝的批准。于是僧祇户、粟和佛图户遍布于各州镇，从此寺院建立起稳固的经济基础，每座寺院实际上成为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户的封建庄园。很显然，昙曜奏请设立僧祇户、粟和佛图户的目的，就在于使寺院摆脱单靠施舍赏赐过日子的被动局面，在自身稳固的经济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事后僧祇户、粟和佛图实现了。今天，僧祇户、粟和佛图户已成历史的陈迹，但昙曜译出的经典却流传不绝，云冈石窟更成为祖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之一，大放光芒。以此而论，昙曜不但是复兴佛教的功臣，也是创造文化奇迹的巨人。雄伟瓌奇的云冈石窟，也正是记载他的卓绝精神和杰出贡献的丰碑。

隋唐时期佛教、道教、摩尼教等寺院的封建经济，其来源除官私布施外，地产与高利贷是寺院经济的两大支柱。　　佛教寺院经济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佛教寺院经济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以律寺为代表的役使净人、奴婢的生产体制由盛而衰；二是封建国家与佛教寺院在经济上的提携与争夺，经历了多次的反复。　　西晋十六国是寺院经济的初生时期。西晋仅有僧尼三千七百人，占全国户籍注记人口0.02%。至十六国时，后秦出家者十室而半，姚兴(394～416年在位)当政时已有管理僧众修持及寺院经济的知事僧，称为“悦众”，即维那。维那一职之设，还见于吐鲁番出土的北凉佛祠文书。受中土传统祠祀制度影响的北凉佛祠，已经具有由维那管理、役使奴婢，为住祠道人(沙门)供食的经济活动。在北魏文成帝时佛教迅速中兴后，沙门统的创置，标志着中土寺院经济已具完备规制，并显示了佛教律制的影响。其时《十诵律》、《摩诃僧祇律》已在中土流行。467～476年间，沙门统昙曜设立佛图户，以罪人及官奴充当，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其身分或即奴婢；又设僧祇户，以平齐户、凉州军户(两者是北魏平定青齐和凉州时被迫迁移到代京一带的人户)等隶户充当，属僧团共有，不别属一寺，岁纳僧祇粟六十斛，身分近于农奴。一说佛图户与僧祇户即《十诵律》中的“佛图使人”与“僧坊使人”。又据《释氏要览》，使人、家人是净人的别名。而净人、奴婢正是北朝寺院的主要生产者。　　昙曜创设的“僧祇粟”，在僧祇户交纳给僧团后用作出贷本金。它名义上是一种荒年救济贷款，实际上是高利贷。《十诵律》规定，僧祇塔物(僧团财产)出息取利，纳入僧团“无尽藏”。由于本金子母辗转生息，因而称为无尽。　　此后，北朝佛教寺院经济空前膨胀。北齐寺院地产随着寺数增长和官府佞佛而扩大。北齐僧尼两百万，约占注籍人口10%。洛阳在魏末有寺一千余，而邺都在高齐竟有寺四千，全境有寺三万。寺院成为仆隶和避役者所归的场所。国储三分之一用于三宝；五台山清凉寺食八州州税。　　北周寺院地产及无尽藏亦迅速扩展，长安中兴寺即有稻田一百顷。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为“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大举灭佛。六年灭齐后又废北齐寺院。共废除山东西寺院四万所；三百万僧尼还俗为编户。　　南朝寺院经济也在发展。僧尼最多的梁朝，有八万二千七百人，为刘宋注籍人口数的1.7%。寺院地产方面，梁武帝强买士族王骞良田八十顷施给大敬爱寺，大同七年(541)诏书提及僧尼对山泽的占领。寺院占有“养女”、“白徒”，这是没有出家的为寺僧服役或营利的男女。寺院无尽藏方面，齐江陵长沙寺有质库，经营以苎、黄金等物品为抵押的典当业。东晋以来，沙门已从事商业活动，宋时，吴郡两台寺多富沙门，沙门法瑶累资数百万。　　隋代大寺的寺院经济体制更加完备。隋寺数虽已下降到三千九百八十五所，但这只是说明，大族私立家寺的局面已经改观。大寺地产和役使净人的规模是空前的：开皇中，诏赐嵩山少林寺柏谷屯地一百顷。晋王杨广为长安清禅寺布施水六具，送户七十有余。荆州河东分东西两寺，隋初僧人三千五百人，役使净人数千。　　隋代，僧人信行创三阶教，宣扬教法俱灭的末法时代已经来临，信徒要集资供拯救佛教、修理天下伽蓝之用。信行在化度寺设无尽藏院，一面广收布施，一面广为出贷，经营范围从长安远及燕、凉、蜀、赵，把寺院质贷活动推向了新的高峰。隋以前的僧侣地主，可以看作是穿袈裟的门阀地主，是大批荫户的占有者。唐代是役使净人、奴婢的寺院经济体制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武德九年(626)，律宗大师道宣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可视为前此寺院经济制度的一个总结。它将寺内财产分为“佛物”(供养佛的寺属财产)、“僧物”(供养众僧的僧团共有财产)和“法物”(经像等财产)。僧物又分类为四种常住，占首位的“常住常住”包括田园、碾、车牛、仆使。净人在寺内分番上下，当上衣食，下番不得，长使者供给衣食。客作人雇全日者量工与作直，中途退走者仅给食一顿，不与作直。净人住在净人家院。这是本时期净人用于生产的明证。　　道宣撰《量处轻重仪本》又把寺院劳动者分为：奴婢贱隶，其子孙及生活资料都归入常住，即作为僧团共有财产。“施力供给”，即由布施主遣送或本人投附要求庇荫的劳动者，又分终身性与非终身性两类。部曲客女，本是贱品，其个体家庭可拥有不合追夺的衣资畜产，隶属常住的部曲又称“僧祇净人”。这是对净人经济地位的清晰说明。　　唐代，生产中役使净人的制度仍然保存。唐初长安西明寺受赐田园百顷，净人百房。拥有水陆庄田的长安清禅寺，寺足净人。禅宗六祖慧能在黄梅碓坊时，曾与净人一起役作。吐鲁番唐代文书中有家人，敦煌唐代文书中则有寺户与常住百姓，其地位均与净人相当。　　但是，唐代寺院地产的发展又是与租佃经营方式的扩展相联系的。唐均田令规定僧受田三十亩，尼二十亩，老年僧尼退田转充常住田。加上赐田与兼并，至武后时，已有人惊呼公私田宅多为僧有。著名的寺庄有：嵩岳少林寺田碾四所；天台山国清寺，大和中置寺庄田十二顷；登州文登县赤山法华院，庄田年得米五百石；淄州长山县长白山醴泉寺，有庄园十五所；陇州大象寺，管庄七所，地五十三顷有余。五代时，五台山十寺共有四十二庄，良田三百顷。寺庄庄田一般由直岁、知庄僧经管。在役使净人、奴婢、行者、童子的同时，出现了佃农。吐鲁番文书中，武周至玄宗时，等爱、仁王等寺均有佃人。大历六年(771)，吐鲁番某寺佃农交纳地租额为每亩一石二斗(麦粟各半)。敦煌文书中，9世纪以后，大让庄等寺院地产，亦以厨田名义由交纳地课的佃农佃种。　　在唐代寺院经济的经济部门中，邸店、店铺、碾、油坊、车坊的经营日益受重视。会昌时，富裕的寺有邸店多处。9世纪时，据敦煌文书记载敦煌寺院碾租与交纳课的户，油梁则租与交纳梁课的梁户。　　寺院无尽藏使唐代寺院的财富有了更多的积聚。太宗时，三阶教化度寺、福先寺每年四月初四由天下仕女施财，所施钱绢以车载。玄宗时终于禁绝三阶教并没收三阶院。但在一般寺院，如灵隐山寺院，田产岁收万斛，用置无尽财。会昌时，寺院私置质库。质库常由寺库司、库子、库主等管理。　　扩张中的寺院经济侵蚀着官府的财政收入。首先，唐时取得度牒者免赋役，中宗时，已发现高户多丁、黠商大贾的大量伪度牒。安史之乱后，方镇各置戒坛度僧，税钱充军费。寺院的伪度、私度，造成了避役者的增加和官府赋税收入减少。因而，宪宗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但收效甚微。　　其次，唐寺院庄一般不免税，但敕额寺院及请准者有免税权。景云二年(711)敕贵妃公主家始建功德院。由于施主对住持僧有撤换权，故实际上能支配功德院地产。因而，功德院、功德坛寺往往成为大地主隐匿地产偷免赋税的一种形式。　　会昌五年(845)，唐武宗大举灭佛。下令不许天下寺置庄园，又令勘检天下寺舍、奴婢、财物。金银收付度支，铁像用铸农器，铜像钟磬用以铸钱。天下共拆寺四千六百余所，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十万顷。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充两税户。清查出“良人枝(投)附为使令者”为僧尼数的一倍，即五十万以上，收奴婢为两税户者十五万人。[2]据史料载。到唐武宗时，全国大中型寺院将近5000座，小型庙宇更是多达40000余座，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全国寺院占有良田数十万亩，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主持僧手中。僧尼们极少耕种，而是靠农民耕种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得以迅速膨胀起来，以至达到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由于佛门僧尼凭借皇帝的支持和扶植，巧取豪夺，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寺院经济逐渐形成了同皇权利益严重对峙的可怕局面。同时，佛门僧尼又不廉洁自律一心事佛，而是迷恋咒术、烧炼、鸟文等邪术，有的僧尼不守戒行，作出诸多自毁形象的表现。庞大的经济势力和不法的行为，使朝廷和贵族阶级感到不安和憎恶。

〈释老志〉为《魏书》最末一篇，内分述佛教与道教二家之略史。《魏书》为二十五史（正史）中，北魏之历史书。正史皆为纪传体，《魏书》亦然。内分帝纪、列传、志三大类。‘志’含天象、地形、律历、礼、食货、刑罚、灵征、官氏与释老等篇。《魏书》为正史中之首创释老志体裁者，其中所述佛教史实，在诸正史中亦最详尽、有条理。后之诸史，虽间有〈释老传〉、〈方伎传〉、〈艺术传〉等收载佛门事迹，然皆不如《魏书》之可观。魏收字伯起，北齐时钜鹿（河北晋县）人，曾官中书令，兼著作郎。北齐文宣帝天保二年（551），奉敕撰《魏书》，乃据诸家魏史，并采辑遗事轶闻，三年后书成。原书一三0卷，今存本仅一一四卷，为刘恕、范祖禹所校补者。《魏书》之评史态度‘党齐毁魏’，其对人物之评颇为当时人所不满，且作者生性轻薄，故其书被称为‘秽史’，盖谓该书持论不公也。唯后人颇有为该书辨诬者，《四库提要》卷四十五〈魏书〉条云︰‘盖（魏）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史）董（狐），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称，无乃已甚之词乎？’。〈释老志〉分述佛道二教，而以佛教为主。该文有关佛教方面，其初略述佛教大意及传入中国之简史，而主要内容则为对元魏一朝佛教之描述，故该文可视为北魏佛教史略。其中较为治史者所重者，有下列诸事︰其一，本文对元魏僧官制度之施设始末，皆曾叙及。其文有云︰‘皇始（道武帝年号）中，赵郡有沙门法果，戒行精至。（中略）太祖闻其名，（中略）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此实为中国僧官制度之开始。此外，文成、孝文诸帝之僧官制置，皆曾述及。而于僧籍、僧律、寺职等问题，亦偶有论列。其二，本文于北魏诸帝对佛教之态度，叙述颇多。其中太武帝之排佛事件，为中国佛教之第一次浩劫。此事件在本文中有颇详细之记载，对助成其事之崔浩、寇谦之二人之态度，亦有描写。其三，佛教经济问题，颇为现代佛教学术界所重视，而此文即曾提出一佛教经济史上之重要事项，即北魏僧祇户、佛图户之设置。其文云︰‘（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举此三项，可见其文之史料价值。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收有此文，然有增删之痕迹，且附有道宣之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