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杙为楹的法语

马说

　　进学解

　　〔唐〕韩愈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1〕：“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2〕。拔去凶邪，登崇畯良〔3〕。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4〕。爬罗剔抉，刮垢磨光〔5〕。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6〕。”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7〕。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8〕。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9〕。先生之业，可谓勤矣。抵排异端，攘斥佛老〔10〕。补苴罅漏，张皇幽眇〔11〕。寻坠绪之茫茫〔12〕，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沈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13〕。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14〕。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15〕。跋前踬后，动辄得咎〔16〕。暂为御史，遂窜南夷〔17〕。三年博士，冗不见治〔18〕。命与仇谋，取败几时〔19〕。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20〕？”

　　先生曰：“吁，子来前〔21〕！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22〕。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23〕。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馀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24〕。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25〕。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26〕。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27〕？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28〕。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29〕。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30〕。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亡，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31〕。

　　——选自东雅堂校刊本《昌黎先生集》

　　【注释】

　　〔1〕国子先生：韩愈自称，当时他任国子博士。唐朝时，国子监是设在京都的最高学府，下面有国子学、太学等七学，各学置博士为教授官。国子学是为高级官员子弟而设的。太学：这里指国子监。唐朝国子监相当于汉朝的太学，古时对官署的称呼常有沿用前代旧称的习惯。〔2〕治具：治理的工具，主要指法令。《史记·酷吏列传》：“法令者，治之具。”毕：全部。张：指建立、确立。〔3〕畯：通“俊”。〔4〕率：都。庸：用。〔5〕爬：爬梳，整理。抉（jué决）：选择。〔6〕有司：负有专责的部门及其官吏。〔7〕六艺：指儒家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百家之编：指儒家经典以外各学派的著作。《汉书·艺文志》把儒家经典列入《六艺略》中，另外在《诸子略》中著录先秦至汉初各学派的著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派兴起，著书立说，故有“百家争鸣”之称。〔8〕纂：编集。纂言者，指言论集、理论著作。〔9〕膏油：油脂，指灯烛。晷（guǐ轨）：日影。恒：经常。兀（wù误）兀：辛勤不懈的样子。穷：终、尽。〔10〕异端：儒家称儒家以外的学说、学派为异端。《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朱熹集注：“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焦循补疏：“异端者，各为一端，彼此互异。”攘（rǎng壤）：排除。老：老子，道家的创始人，这里借指道家。〔11〕苴（jū居）：鞋底中垫的草，这里作动词用，是填补的意思。罅（xià下）：裂缝。皇：大。幽：深。眇：微小。〔12〕绪：前人留下的事业，这里指儒家的道统。韩愈《原道》认为，儒家之道从尧舜传到孔子、孟轲，以后就失传了，而他以继承这个传统自居。〔13〕英、华：都是花的意思，这里指文章中的精华。〔14〕姚：姒（sì四）：相传虞舜姓姚，夏禹姓姒。周诰：《尚书·周书》中有《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等篇。诰是古代一种训诫勉励的文告。殷《盘》、《尚书》的《商诰》中有《盘庚》上、中、下三篇。佶屈：屈曲。聱牙：形容不顺口。《春秋》：鲁国史书，记载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间史事，相传经孔子整理删定，叙述简约而精确，往往一个字中寓有褒贬（表扬和批评）的意思。《左氏》：指《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相传鲁史官左丘明作，是解释《春秋》的著作，其铺叙详赡，富有文采，颇有夸张之处。《易》：《易经》，古代占卜用书，相传周人所撰。通过八卦的变化来推算自然和人事规律。《诗》：《诗经》，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保存西周及春秋前期诗歌三百零五篇。逮：及、到。《庄》：《庄子》，战国时思想家庄周的著作。《骚》：《离骚》。战国时大诗人屈原的长诗。太史：指汉代司马迁，曾任太史令，也称太史公，著《史记》。子云：汉代文学家杨雄，字子云。相如：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15〕见信、见助：被信任、被帮助。“见”在动词前表示被动。〔16〕跋（bá拔）：踩。踬（zhì至）：绊。语出《诗经·豳风·狼跋》：“狼跋其胡，载疐其尾。”意思说，狼向前走就踩着颔下的悬肉（胡），后退就绊倒在尾巴上。形容进退都有困难。辄：常常。〔17〕窜：窜逐，贬谪。南夷：韩愈于贞元十九年（803）授四门博士，次年转监察御史，冬，上书论宫市之弊，触怒德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阳山在今广东，故称南夷。〔18〕三年博士：韩愈在宪宗元和元年（806）六月至四年任国子博士。一说“三年”当作“三为”。韩愈此文为第三次博士时所作（元和七年二月至八年三月）。冗（rǒng茸）：闲散。见：通“现”。表现，显露。〔19〕几时：不时，不一定什么时候，也即随时。〔20〕为：语助词，表示疑问、反诘。〔21〕吁（xū虚）：叹词。〔22〕杗（máng忙）：屋梁：桷（jué觉）：屋椽。欂栌（bó lú博卢）：斗栱，柱顶上承托栋梁的方木。侏（zhū朱）儒：梁上短柱。椳（wēi威）：门枢臼。闑（niè聂）：门中央所竖的短木，在两扇门相交处。扂（diàn店）：门闩之类。楔（xiè屑）：门两旁长木柱。〔23〕玉札：地榆。丹砂：朱砂。赤箭：天麻。青兰：龙兰。以上四种都是名贵药材。牛溲：牛尿，一说为车前草。马勃：马屁菌。以上两种及“败鼓之皮”都是贱价药材。〔24〕纡（yū迂）馀：委婉从容的样子。妍：美。卓荦（luò落）：突出，超群出众。校（jiào较）：比较。〔25〕孟轲好辩：《孟子·滕文公下》载：孟子有好辩的名声，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意思说：自己因为捍卫圣道，不得不展开辩论。辙（zhé哲）：车轮痕迹。〔26〕荀卿：即荀况，战国后期时儒家大师，时人尊称为卿。曾在齐国做祭酒，被人谗毁，逃到楚国。楚国春申君任他做兰陵（今山东枣庄）令。春申君死后，他也被废，死在兰陵，著有《荀子》。〔27〕离、绝：都是超越的意思。伦、类：都是“类”的意思，指一般人。〔28〕繇：通“由”。〔29〕靡：浪费，消耗。廪（lǐn凛）：粮仓。〔30〕踵（zhǒng肿）：脚后跟，这里是跟随的意思。促促：拘谨局促的样子。窥：从小孔、缝隙或隐僻处察看。陈编：古旧的书籍。〔31〕财贿：财物，这里指俸禄。班资：等级、资格。亡：通“无”。庳（bēi卑）：通“卑”，低。前人：指职位在自己前列的人。瑕（xiá侠）：玉石上的斑点。疵（cī雌）：病。瑕疵，比喻人的缺点。如上文所说“不公”、“不明”。杙（yì亦）：小木桩。楹（yíng盈）：柱子。訾（zǐ紫）：毁谤非议。昌阳：昌蒲。药材名，相传久服可以长寿。豨（xī希）苓：又名猪苓，利尿药。这句意思说：自己小材不宜大用，不应计较待遇的多少、高低，更不该埋怨主管官员的任使有什么问题。

　　韩愈：「文人之雄」、理学的先驱者

　　(更新时间:2002-1-18 5:29:09)

　　程运

　　我国史学家钱穆先生在所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特别指出：研究近代学术，必须从宋代开始；研究宋学，则必须从唐代开始，从研究唐代韩愈的思想开始。他说：「唐之学者，治诗赋，取进士第，得高官，卑者渔猎富贵，上者建树功名，是谓入世之士。其遯迹山林，栖心玄寂，求神仙，溺虚无，归依释老，则为出世之士。亦有既获膴仕，得厚禄美名，转而求禅问道于草泽枯槁之间者。亦有以终南为快捷方式，身在江海而心在魏阙者。独昌黎韩氏，进不愿为富贵功名，退不愿为神仙虚无，而昌言乎古之道曰：『为古之文者，必志乎古之道。』而乐以师道自尊，此皆宋学精神也。治宋学者首昌黎，则可不昧乎其所入矣。」

　　我们知道宋代理学之昌盛，可以说是衰落已久的儒学之复兴；而儒学之复兴，则在唐代已见萌芽。近人胡适之先生尝以宋儒的「新孔学」，克服佛教束缚，为中国文艺复兴的起点。而真可称为宋儒「新孔学」亦即理学的先驱者，当推韩愈。

　　宋代的学者文人，几乎异口同声，对「文人之雄」的韩愈表示一致的推崇。如宋代的理学家石介就曾说：「孔子为圣人之至，韩吏部为贤人之至。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年复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圣人以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毁、佛骨表，自诸子以来未有也。呜呼，至矣。」（徂徕集尊韩）又如宋代的苏轼，平生自视颇高，但在其所作「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独推尊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并指出从东汉以来，圣道沦丧，文风败坏，佛老的邪说都流行起来。虽经唐朝贞观、开元的盛世，有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名臣的辅佐，也不能挽救；惟独平民出身的韩文公，在谈笑里领导了大众，天下的人就跟随了他，重归正路，到现在已经三百年了。他的文章，振起八代衰颓的文风；他的道理，拯救了天下人的沉溺；他的忠心，不怕触怒皇帝；他的勇气，能制伏三军的统帅。这难道不就是能参与天地造化，关系天下盛衰机运，表现了浩然正气吗？对韩愈真是推崇备至。再由于当时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具有崇高地位的欧阳修出来鼓吹，尹师鲁、梅尧臣、王安石、曾巩等的推动，韩文遂大行于世，达到「天下学者非韩不学」的盛况。从宋儒的著作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韩愈对他们的重要影响。正如新唐书「韩愈传」中所说：学者敬仰他，好象群山仰望泰山，众星围绕北斗星一样。（参见新唐书卷一七六列传第一○一）

　　凄凉孤苦、颠沛流离

　　韩愈字退之，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七六八），他的原籍是河内修武（即今河南南阳县），先世曾居昌黎，所以也自称昌黎人。三岁就父母双亡，依靠着哥哥及嫂嫂郑氏抚养。七岁就知道努力学问，出口便成文章。十一岁时，他哥哥因为宰相元载得罪了朝廷，受到连累，贬官岭南。他跟着哥哥嫂嫂迁徒到南方。十五岁时，他的哥哥死在韶州刺史任内，韩愈跟着嫂嫂，带着哥哥的灵柩，万里奔波，归葬中原。又值中原多事，兵慌马乱，全家又迁居到宣州（即今安徽宣城）。命途坎坷，历尽艰苦，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韩愈有三个哥哥，都不幸很早就死去；承接先人血脉的只有韩愈和他的侄儿十二郎。「两世一身，形单影只」（韩昌黎全集第二十二卷），凄凉孤苦的身世，颠沛流离的环境，更激发他刻苦自修、好学不倦的毅力。终于读通了六经及诸子百家之学。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

　　韩愈曾在他「进学解」一文中，借学生的口气说出他在治学方面所下的工夫。说他嘴里不停地念着六经的文章，手里不住地翻阅着诸子百家的书籍；记事的书一定要抓住纲要，言论的书一定要探求深意。「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是说他学不厌；「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见全集第十二卷），是说他非但白天苦读，夜里还要点油灯继续用功，积年累月、努力不懈。

　　他在「答李翊书」中勉励他在治学作文上下工夫，希望他能达到古人立言境地，不要企望赶快成功，不要为权势利禄所诱惑。要像种植果树，施肥养根，等待它结果；像点油灯，加上油，期望它发光。他说树根深厚的，果实一定丰美；灯油充足的，发光一定明亮。仁义的人，言论必定温和淳厚。

　　他谦称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工夫到家了没有，不过他总算孜孜不倦的已埋头学习了二十多年。当初，「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见全集第十六卷），在家忘掉一切，出外忘掉道路，专心苦读思索，寝馈于古代的典籍之中。当搜索心思拿笔写文章的时候，只求尽力躲开陈陈相因的滥调，开始时真是很吃力，很难做到；在写出来给人看的时候，常常受到别人的讥笑，却不知道这是讥笑。这样经过好些年，仍然不改变初衷，然后认识了古书里的正道与邪说，和那虽属正道但不纯粹的，都像黑白两种颜色那样明显易分了。再尽力剔除不纯粹的，慢慢就更有所得了。于是他搜索心思拿笔写文章，文思就像水流般涌出来了。写出来给人看，有人鄙笑他，他就很高兴；赞美他，反而使他忧虑，因为他担心文章里还有迎合流俗讨人喜欢的地方。这样又经过好些年，然后下笔如江河流水般滔滔奔放了。他又恐怕还有驳杂的地方，再就勃发的文思，排除其不合于道的，平心静气地去考察，直到完全纯粹了，然后充分发挥。还要在道德学识上有所涵养：立身行道方面，要走仁义的路；读书明理方面，要从六经中探索其来源；并且要终身努力，在治学作文上用深厚工夫，才能有所成就。

　　韩愈的文章议论严正，规模宏大。邵博在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中指出：「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也说：「文字要奇伟，有精采，有英气、奇气......但奇伟出之自然乃妙......;此存乎其人，读书深，志气伟耳。若专学诗文，不去读圣贤书，培养本源，终费力不长进。如韩公便是百世师。」这就是韩愈自己所讲的「闳其中而肆其外」（语见进学解）「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语见答李翊书）的意思。

　　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

　　韩愈因为读书多，所以见事多，理足而识见有主，下笔为文，遂能浅深反正，四通八达。韩愈为学作文，更注重养气：胸怀浩然，则能行乎其不得不行，言乎其不得不言，言行完全出乎真诚。不徒托之以空言，且能见之于行事。持身立朝，乃能表现高风亮节，直言敢谏。新唐书本传说他「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人家讲他的坏话，毁谤他，也不惧怕，好几次得罪了执政，触怒了皇帝，被贬官、被放逐，到蛮荒远地亦不懊悔。韩愈就是这种不仅能知「道」，而且真能切实行「道」的人。

　　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韩愈考取了进士，时年二十五岁。因为生性耿直，不善奔竞，直到三十一岁才得到入仕的机会。在做监察御史、职方员外郎、中书舍人的时候，前后三次贬官，都是因为上疏奏陈政事，与朝廷议论不合而获罪。在宪宗朝，上表论佛骨，出言亢直，气势磅礴，忘一己之利害，置生死于度外，义之所在，则强立而不回，这是因为他平日集义养气，所蓄深厚，才能达到此一境地。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又说：气像水，言论就像漂在水上的东西。水大了，那么能漂的东西不论大小都会漂了起来。气和言论的关系也是这样：气要是盛，那么言论不论长短，声音不论高低，都会恰当。虽是这样，他自己还不敢说已接近圆满成功的地步；即使接近成功，为人所用，又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呢？不过，希求别人拔用，则必须迎合人的喜恶，自己好象是被动的器物，用与不用，完全操在别人手里。君子却不是这样，君子居心有一定道理，行为有一定规矩；用他，就把大道行于世人；不用他，就把道传给学生，或著书立说，留为后人的模范。韩愈指出：当世学古文的人很少；立志学古文，就必被遗弃于今世。他真喜欢这种人的志愿，而悲哀这种人的遭遇。他所以常称赞这种人，是劝勉他、鼓励他的意思。（参见答李翊书）

　　韩愈在另一篇文章「进学解」中指出，从前孟轲长于雄辩，孔子的道因此昌明，可是他游遍天下，奔走到老也没有人用他。荀卿守着正道，发挥伟大的议论，为了逃避谗言到楚国去，最后丢了官死在兰陵。这两位大儒，说出话来就是经典，一举一动都可以让人效法，且超过常人，达到圣人的境界，可是他们一生的遭遇却是如此。

　　上面韩愈所说的「言」与「文」，实在就是「道」，就是「理」。理直则气壮，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立志学「文」的人，也就是立志行「道」的人，这种人既不肯少贬其道以迎合时俗，更不肯自毁其道以盲从邪说。这种人服官受到贬黜，被投闲置散，原是本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韩愈能够屡挫不屈，不怨不悔。

　　特立独行、举世非之而不惑

　　韩愈在伯夷颂中曾说：「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把伯夷推尊到比「作为万世标准的圣人」更上一等，真可说是「推崇备至」的了。曾国藩在求阙斋读书录中指出：「举世非之而不惑，此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之宗旨，此自况之文也。」这实在是真正了解韩愈志节与文章的人所讲的话。

　　在韩愈以前一般人所写的文体，大都注重辞赋及骈体文，文体呆板，多拘偶对，使作者的思想受到束缚，而且文格绮艳，陈陈相因。韩愈起来倡为「古文」，解除束缚，恢复自由，改极呆板的骈文，为较活泼的散文，表面看来是「复古」，实际是一种「革命」。由于韩愈不愿迎合流俗，所以受尽别人的非笑。韩愈认为作文「若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见答刘正夫书）。故豪杰非常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见伯夷颂），不肯随俗浮沉，以邀一时之誉。宁愿寂寞当时，但求流名于后世。

　　韩愈虽好读古书，学古人，但不为古书所迷，更不让古人牵着他的鼻子走。能「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诸己」（宋景文语），能尽力躲开陈陈相因的滥调，能温故而知新，更能融古而创新。他谏佛骨之对人主的忠心，是人臣中少有的；他趋贼营宣抚王廷凑的勇敢，也是同僚中少有的。他讲一般人所不敢讲的话，作一般人所做不到的事，特立独行，信道守道，确已达到「举世非之而不惑」的境地。

　　以道弘文、以文贯道

　　韩愈在所着「原道」一文中指出：博爱叫做仁；做事合宜叫做义；照着仁义做叫去做道；修养自己的天性圆满，无求于人叫做德。他又指出：他所讲的道德，是合仁义来一起说的。也可以说韩愈所言之道，是仁义，是修己以安百姓，是不离乎人伦日用之间的。进一步讲：韩愈所讲的道，就修养说，则是正心诚意，以至修齐治平；就人生说，则是纲纪伦常，养生送死；就政治说，则是礼乐刑政，风俗教化；这就是孔子所讲「道不远人」（中庸第十三章）的意思。

　　韩愈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一文中曾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全集二十二卷）韩愈的意思是说：他是因为好古道而为古文，并不是为古文而后好古道。这乃是「以道弘文」的意思；也就是「诚于中则形于外」，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的意思。

　　韩愈的女婿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这不仅是说文章的好坏与入道的深浅有密切的关系，而是说「文」与「道」是一以贯之的东西。说「以文贯道」，与「以文明道」，及「以文载道」，有极大的距离。「以文明道」是说文章可以明道教人，可以记事传世，是发扬道德的工具；文章的醇驳，看它见道的多少而有差别。「以文载道」则其境界较「以文明道」更深一层，是说文章要能直趋圣人之大道，能窥大道之全，乃可以言「载道」。「以文贯道」则又深一层，是说文道一贯，文以道为内容，道以文为形式，二者已发生不可分的关系，再进一步就可渐渐达到「文道合一」的境地。

　　古时候的圣人，能体道于身。道充于中，事触于外，形乎言而成文。宣之于文，发之于功名事业，无非为其道之外见。故其文即道，其道即文。韩愈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兼营：「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其立身行事，出处进退，又能一合乎道；文以行立，行以文传。所以宋朝的欧阳修说：「昔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记旧本韩文后）

　　以师自任、以道自任

　　韩愈作「师说」一篇，一开始即说：古代求学问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人不是生来就知道一切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呢？有疑问不去跟老师学习，他的疑问就永远不能解决了。

　　韩愈认为：比他年岁大的，理解道比他早，他就跟着学；比他年岁小的，如果理解道也比他早，他也跟着学。他师法的是道，那里管年岁比他大还是小呢？所以不管是富贵还是贫贱，是年长还是年幼，道在那里，老师也就在那里。

　　韩愈接着指出：由于师道之不传，所以人多不学；一般人爱其子，故择师而教之，可是临到他自己却见理不明，以找老师为可耻。韩愈又指出：巫医百工不耻相师，可是士大夫求师，则群聚而非笑之；孔子大圣尚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而多方求师；士大夫不求师，则由于不知术业有专攻，不明见贤思齐的道理。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见全集第十二卷师说）照曾国藩的解释；传道是传修己治人仁义伦常之道，受业是受古文六艺之业，解惑即指解此二者之惑。教师的目的在明道、传道，而道不外乎明五伦。师之名，虽不列于五伦之内，而五伦之名，实赖师以明。无师则亦无五伦，道不外乎明五伦，而五伦之外，别无所谓道，所以说「道之所存，即师之所存也」。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指出：孟子曾说过：「人的毛病，在喜欢做老师」。从魏晋以后，人更不重视老师。现代没听说有作老师的；有了，大家就讥笑他，以为是疯子。只有韩愈奋然不顾时俗，冒着人家的讥笑侮辱，招收后进学者，发表「师说」，板着脸孔，要做老师。社会上果然有许多人奇怪，手指目视，一起责骂他，把他作为谈笑的资料。韩愈因此得了个「疯子」的名号。

　　韩愈所以「召闹取怒」，「抗颜而为师」，并不是他「好为人师」。他的「以师自任」，一方面是他不愿随俗浮沈、迎合时下的风气，而要移风易俗，行古道，「独为所不为」；一方面是他「古道热肠」，基于对青年后进的爱心与责任心之驱使，因此他要「以师自任」「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所以韩愈「以师自任」的主旨，还是为了传「道」。他在「师说」中所讲「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仍是「闻道有先后」，「以道为主」的说法。

　　韩愈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八二四），享年五十七岁。韩愈的学生皇甫湜，在所作「韩文公墓志铭」中，说他为人坦白明朗，胸无城府；宗族姻亲朋友故旧不能自立的，穿衣吃饭嫁女娶妻治丧埋葬诸事，完全靠他帮忙。平日在家里，就是睡觉吃饭也要带著书，累了当做枕头，吃饭用来提口味。讲解论说，孜孜不倦，如此磨炼学生，还恐怕不够完美。又用幽默的笑话及吟�诗歌的方式来舒畅精神，终要想尽方法，使学生陶醉在义理里，忘了回去。

　　在韩愈侄女婿李翱所作韩公行状中指出：韩愈幼年由嫂郑夫人抚养长大，嫂死之后，他穿一年丧服，以报答她的抚育之恩。在他所作祭郑夫人文及祭十二郎文中，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他的哀恸，体会到他对家人的深厚的感情。他待人诚恳，与人相交，始终不变；于后进则爱护备至，提掖有加，惟恐失其成就，这就是「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第二十章）。他所说的「道」，不仅表现在他的言论上、他的文章上，也表现在他的性情之中，表现在他的立身行事上。

　　韩愈在所作「原道」一文中指出：他所讲的这个道，由唐尧传给虞舜，虞舜传给夏禹，夏禹传给商汤，商汤传给周文王、武王、周公。周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了，就没有人得到真传了。韩愈虽未明言「道统」由他而传，而「以道自任」之意，则隐然可见。

　　文彦博、杜牧都说过：称孔子之德，莫如孟子；称孔子之尊，莫如韩愈。（参见樊川集及文潞公集绛州新修至圣文宣王庙碑记）我们假如说孔子之道，由孟子、韩愈之阐扬而益为昌明，则是毫无疑问的。孟子距杨、墨而道以之传；韩愈排老、佛而道亦因文以见。自孟子以后，韩愈以前，虽不乏尊孔孟，或辟佛老者，但可以说，其影响的深远和钜大，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韩愈的。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科举，就是由封建国家设立科目，定期举行统一考试，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这种作法，也叫"开科取士"。

　　在奴隶社会，主要官职都是世袭的。封建社会逐渐采取选拔官吏的办法。魏、